文章标题：党代会常任制与党内监督机制的构建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因此，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应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扩大在市、县进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笔者1997年在主持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腐败问题研究》中曾提出实行党代会常任制以强化党内监督的观点，本文再就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历史和理论依据、必要性以及党代会常任制与党内监督机制的构建等问题加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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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代会常任制是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党章中关于每届党代表任期5年、每年召开一次党代会、不必每年更换改选党代表的规定的概括和总结。八大关于党代会常任制的论述和党章中关于党代会常任制的规定，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重大改革。
马克思恩格斯从1847年创建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以来，一直主张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发挥党的代表大会的作用，把党的代表大会确立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为了使党代会能够充分发挥其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一向主张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即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当然，这在无产阶级政党尚未执掌政权之前难以做到。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在列宁领导下联共（布）实行了年会制，1925年以后斯大林抛弃了年会制，加强了个人集权制。LoCalhosT到1952年苏共十九大时，斯大林把党代表大会规定为每隔4年召开一次，并成为定制，这为中央个人集权和地方层层专权的体制提供了制度空间。由于长期不重视发挥党代会的作用，党内民主严重不足，结果逐渐失去党心民心，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中国共产党的党代会制度曾经受到了苏共的深刻影响。在建党初期实行的是代表大会年会制。从1922年党的二大到1928年党的六大，历次制定和修改党章都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实践中这一制度基本上得到了落实。后来由于战争环境所迫，从六大到七大相隔17年之久。1945年七大党章改变了年会制，规定每3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1948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我们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还不足或者缺乏，现在要增加。办法是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代替干部会议”[1](p137)。可是事实上到1955年3月才召开建国后的第一次全国党代表会议，1956年9月才举行党的八大。鉴于斯大林违反民主集中制、实行个人集权和个人崇拜的教训，八大党章不仅恢复了早年规定的党的代表大会年会制，而且采取代表大会常任制，即每届党代表任期5年，每年召开一次党代会，不必每年更换改选党代表。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发展。邓小平在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它的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重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难达到的。按照新的制度，党的最重要的决定，都可以经过代表大会讨论。党的中央、省、县委员会每年必须向它报告工作，听取它的批评，答复它的询问。代表由于是常任的，要向选举他们的选举单位负责，就便于经常地集中下级组织的、党员群众的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他们在代表大会会议上，就有了更大的代表性，而且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也可以按照适当的方式，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因此，我们相信，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2](p233)
党的八大关于党代会常任制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基本上没有付诸实践。八大第二次会议并没有于1957年如期举行，而是推迟到1958年5月才召开。之后，1969年4月举行的九大，取消了八大党章中关于代表大会年会制和常任制的规定，把全国党代会改为每隔5年召开一次，这一规定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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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体制已经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但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特别是党内权力过分集中、监督机制脆弱的状况尚未改变。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提出的主要对策之一就是恢复党的八大提出的党代会常任制，以扩大党内民主，理顺领导体制和权力关系，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强化党内监督。
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实际上就是要扩大党内民主，而实行民主制度则是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一个实行民主制的政党，其各级权力机构应该是相应的代表大会。只有代表大会有权对关系党内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只有代表大会所作出的决定，才是党组织意志的权威体现。中国共产党早在1922年7月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明确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从党的二大至八大的章程中都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它所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但是，从九大开始，党章关于党代会与它所产生的委员会之间的关系的规定发生了变化，并且沿袭至今。十六大党章第十条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委员会。”根据这一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和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分别有两个。但从实际结果看，党的权力中心实际上在中央委员会，然后再由中央委员会移至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党的地方权力实际也集中在各级党委的常委会，党内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由此形成，并成为我国政治体制中诸种弊端的一个重要根源。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初对党内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所产生的危害进行了深刻分析，他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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