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用工人数的迅速增加和经济的持续增长过程中，开始局部短缺。少数民族人口的数量，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长足的增长，对民族聚居地区的环境和资源也构成了压力。

面对这种态势，人口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界的知识分子发出了两种不同的声音：其一，改革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防止出生率的进一步下滑，以减轻将来人口结构的倒金字塔压力；其二，继续维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继续降低出生率，继续抑制人口总量的增长以减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这两种声音都力图影响国家的生育政策。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口政策走向之争①「即要不要"开小口子、堵大口子".」后知识界出现的又一次大分歧。

五、结构和谐：未来人口战略的调整方向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人口金字塔发生了重大变化，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儿型人口过渡到成年型人口，再进一步发展到现在的老龄化人口。在图1所示的2000年人口金字塔中，14岁以下少儿人口呈明显缩减态势。

截止到2003年底，中国少儿人口负担比已经到了28.58%②。「2003年老年负担比为11.96%.」少儿人口比重的迅速减少，使中国人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红利"时期——在今后15年内，15～64岁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将维持在70%左右——这极其有利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图1中国历次人口普查年龄金字塔[2]

但中国每年新增加的劳动力数量，却会在随后的几年当中，迅速减少。各种预测（中位：tfr =1.8）表明，将来中国人口的峰值在14.5亿左右——大约在2030左右迎来高峰③。「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02年公布的预测结果是，中国将在2031年迎来峰值人口，峰值为14.86亿，但其将2001年的总人口预测为12.93亿，这比2001年实际公布的人口数高出了许多，因为在2005年1月6日，中国才迎来了13亿人口日（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第179页）。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04年公布的一项预测表明，中国将在2032年迎来峰值——达到14.47亿（见田雪原、王国强主编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人口与发展》第105页，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版）。但是，学者们用来预测总人口增长轨迹的总和生育率（tfr ）却与2000年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相差甚多（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仅仅为1.27）。」中国未来的人口形貌，与原来媒体灌输给学术界和民众的人口形貌截然不同。

新的人口形貌是：第一，总人口达不到16亿，而在14.5亿左右。中国当前的出生率越低，未来峰值人口越低，老龄化程度就越严重，未来的养老压力就越大。第二，如果现在使用的1.8的总和生育率能够靠得住，那么，未来中国也将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宝座"让给印度①。「实际上，如果将1947之前印度版图人口相加，即将现在印度的10.5亿、巴基斯坦的1.5亿和孟加拉国的1.5亿相加，总人口已经超过了中国的总人口。」第三，中国15～64岁之间劳动力人口的供给将不会像原来那样是"无限"的，大约在2015年左右开始负增长。第四，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所导致的婚龄年龄段女性的短缺状况将逐渐明显。第五，由高等教育扩张所带来的大学生的失业问题，将日益严重。第六，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加，将

给民族聚居区域的环境资源造成越来越重的压力。第七，由贫富分化所造成的各阶级阶层人口的裂隙将逐渐凸现。

鉴于人口总量的压力正在消解，也鉴于那种"一个国家、多种制度"的人口政策已经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窃以为人口战略调整的方向应该是：统一人口政策，降低人口出生性别比；缓解老化速度，提高人口素质，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实行不超过二孩的间隔生育政策，充分发挥"晚、稀、少"的调控作用；协调各人口阶层之间的关系，构建为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所需要的、能够长期促进中国全面而又持续发展的人口结构。

为稳健地改革人口制度，促使人口和谐发展，近期（今后5年内）应该在全国范围内逐步统一人口生育政策，着力降低人口出生性别比。采取先试验再全面落实的办法，实行不超过二孩的间隔生育政策。中期（2010～2020年）致力于逐步提高人口素质，将现在实行的9年义务制教育延长为包括了高中阶段的12年义务教育。远期（小康社会实现以后）目标放在构建"能够促使中国全面而又持续发展的人口结构"上。

因此，在人口政策问题上，要防止两种不正确倾向：一是主张继续大幅降低生育率的极端冒险主义；二是政策调整中的自由盲动主义。各种资源提供给我们的选择余地其实很有限，但现行政策却不得不调整，只是在今后的几年内，选择哪一年切入罢了。

六、结论与中国的经验

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出现过多次波动。中国历届政府都在实践中努力寻找解决人口问题的政策途径。所以，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人口压力，中国实施的人口政策有所差异。这里的结论是：

第一，1949～1953年是限制避孕时期。

第二，1954～1957年的宣传节育活动，采取了先城市再工矿区，最后是人口密集农村的步骤，这极其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面对城市人口出生率高于农村的现实，面对城市育龄妇女的节育积极性和城市人口文化程度高于农村人口的现实，这种活动普及了节育知识，为后来的各种节育活动和计划生育活动奠定了舆论基础。

第三，1958～1965年的情况比较复杂。那种"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错批马寅初更多地表现为"反右"扩大化，对国家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少。"大跃进"中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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