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德国民法典第1589条出发。这一条处在有关亲属规定之首。以前它完整的表述为：一个人由另一个人所生，他们是直系亲属。不是直系但出自同一第三人的人，是旁系亲属。亲属的等级根据促成亲属关系的出生次数来确定。非婚生子女与其父亲不属于亲属关系。虽然最后一句由于1969年8月19月法律新规定了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而被废除，然而，它暂时还应被包含在我们下面的思考之中。这样，那个规定在用语上的改变显得引人注目。首先说，有些人是(sind) 直系亲属或旁系亲属。然后称确定(bestimmt sich)，最终，在最后一句中：(用语是)属于(gelten)。明显地，在最后一句中，立法者的意思可能不指，非婚生子女与其父亲不是以自然的(natürlich)方式存有血缘亲属关系，而只是说，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在法律上，具体为，在民事-法律上，应该不相同。限制在民事-法律上极为重要。因为例如在刑法典意义上，自古以来，非婚父亲与婚生子女存在亲属关系。德国刑法典第173条针对长辈和晚辈亲属(以前这么称呼)间通奸的刑罚威胁，一直也涉及非婚父母与子女(现在表述为血缘后裔)。或者：在1841年普鲁士刑法典(第228条)中，父母对其子女实施的偷盗免于刑罚的解释，也适用于对非婚子女实施的偷盗(今天，对亲属实施的盗窃只是在被盗人申请下才予以追究，这同样适用于非婚亲属关系)。另一方面，这也在德国民法典实施法第51条意指：只要在法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破产法中，法律结果联系到亲属关系和姻亲关系，便适用民法典有关亲属关系和姻亲关系的规定。LoCALHosT这些法律以前同时又受导于德国民法典的原则，即非婚父亲与其子女不属于亲属关系，这自1969年8月19月法律以后被超越了。后果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2条第1款第3项，被赋予与被告是直系亲属的人的拒绝作证权，在针对非婚子女的刑事诉讼中，非婚父亲不享有(反之亦然)，1 在今天这不再有效。因此，为了联系到前面引证的帕斯卡尔的话，不仅子午线显得决定着司法中的真理，而且分界线也显得能够贯穿同一个法律秩序，以便延迟历史变迁或完全消除历史变迁。采用属于有特殊的情况。不愿对属于的情况进行探讨(经常有足够的探讨)，那我们将会说，就不会导致公正地审视基于具体方式的生活关系。

但是，在我们问什么是有关特有的思考方式的东西之前，我们先要问，这是否原本明显不取决于德国民法典第1589条第1款(今天仍有效)，在这一款中它指，相互有出生来源的人是直系亲属。在此，至少法律显得从一开始就屈从自然，并且只说什么是自然。然后，我们也可能经历许多惊奇。第1589条使亲属关系依赖于出生来源(abstammung)。它所意指的，人人认为皆知。民法典随即在关于婚生来源的第1591条及以下中所规定的，必定显得更是令人惊异。那些条规定道：一个根据缔结婚姻出生的子女，是婚姻双方的婚生子女，只要妻子在结婚之前(!)或婚姻存续期内已怀孕上该子女，并且丈夫在怀孕期内已与妻子同房。丈夫在怀孕期内已与妻子同房，对于婚姻的时间，是被推断的(!)。一般上，子女出生前的181天至302天被作为(!)怀孕期。只是在根据情况，妻子因为丈夫怀上该子女明显不可能时(第1591条)，在这种条件下，该子女不是婚生的。然而，非婚生性必须通过丈夫或子女的父母或子女的撤销之诉(anfechtungsklage)的诉讼来确定。否则，一旦子女在婚姻存续期内或在结婚之后302天内出生，非婚生性就不能发生效力 (第1593条)。质言之，对于在婚姻存续期内或在结婚解除后一定时间内出生的子女，法律在原则上持一种罗马法学家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的立场：pater est quem nuptiae demonstrant(d 2,4,5. 父亲是那个基于他作为父亲让婚姻缔结的人，另译为：父亲是那个证明与母亲缔结婚姻的人--译者。)。在这一规定中，法律的思考可能明显地再度与自然的发生冲突。这可能生疑，据德国民法典--与许多早期法律相矛盾--如果子女不是在婚姻中而是在结婚前生育的，也是婚生的。但是，根据前已说的那个规定，这也是可能的，即不十分认真地对待婚姻忠诚的妻子，给其丈夫生下几个应被视作婚生的子女，虽然以其自然的眼光怀疑地注视着周围会产生一个完全另样的结果。母亲总是肯定的(mater semper certa est)。相反，对父亲并不罕见的不确定性，为了法的安定性，将通过如下推断来排除：丈夫曾与那位母亲同房，并且是子女的父亲。如果我们还补充一下，非婚生子女可以事后获得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途径为，非婚父亲娶了那位母亲，或者子女通过监护法庭的裁决被声明为婚生的(德国民法典第1723条及以下)，那么，情况在那里会得以改善，即婚姻的出生和与此相连的直系亲属关系，尤其是法律的既存(gegebenheit)，它无需与自然的给定(事实)一致，即便立法者今天比过去更努力去实现一致。同时，对于婚生子女我们不允许一般断言他们是婚生的，而是必须说：他们属于德国民法典意义上的婚生子女(不是普遍的! 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591及下条并未决定子女死亡时的非婚生性，刑法典第217条)。

但如果法律的给定应与自然的给定一致，例如，当应根据法律和自然

把由夫妻双方在他们婚姻存续期内所生子女视为婚生子女时，这总是并不说明，亲属关系的法律概念与自然概念有相同的具体含义。爱动脑筋的读者会挽住自然的这一词。之于生物学家，根本不存在什么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的区别，之于他，只有自然的出生这一事实(tatsache)。婚姻的出生以及基于之上的亲属关系，借助婚姻的特点，自身承载着一种不可排除的文化因素，这一因素现在可能源于宗教世界，或道德世界，或法律世界。如果同样谈到婚姻的出生和亲属关系在法律概念与自然概念上一致，那么，明显地，这种亲属关系的自然概念，不是在生物学，而是在社会文化意义上来理解的。只有在社会文化意义上，不是生物学意义上，我们方能谈论自然的婚姻的出生和亲属关系。然而，我们现在必须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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