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引 言 1
一、机关效能建设的基本内涵 2
(一)效能概念的提出及其涵义 2
(二)机关效能建设的基本内涵 6
二、机关效能建设的重要意义 8
(一)机关效能建设是提高执政能力的直接体现 8
(二)机关效能建设是落实中央关于建立高效行政
管理体系的具体实践 9
(三)机关效能建设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重大举措 9
(四)机关效能建设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标本兼治的内在要求 10
三、当前机关效能低下的主要表现及其原因 11
(一)机关效能低下的主要表现 11
(二)机关效能低下的主要原因 13
四、机关效能建设的主要途径和方法 17
(一)进一步强化理论武装,促进观念更新 17
(二)进一步简政放权,推进机关职能转变 18
(三)加强机关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
推进机关效能的提高 19
(四)进一步优化机关人才环境,建立一支精干高效的机关干部队伍 20
(五)加强机关民主监督,尽快建立健全配套的效能
监督监察机制和办法 21
(六)下大力气转变机关作风 21
(七)创造条件,逐步实现管理技术手段的现代化 22
结 论 23注 释 24参考文献 25论文摘要(中文) 1论文摘要(英文) 1后 记导师及作者简介
引 言加入 wto 标志着中国融入并主动回应全球化浪潮,这对政府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lOCaLHOst为了适应我国加入 wto 的新形势,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切实转变政府机关工作作风和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质量,建设更加“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机关,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先后开展了政府机关效能建设活动,并取得了一些实际的进展和明显的效果。但是,对于政府机关效能建设,还是有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分析和探讨。本文拟从机关效能建设的基本内涵、开展效能建设的意义、当前机关效能低下的表现及原因、机关效能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方法等几个方面作一初步探讨。
一、机关效能建设的基本内涵
(一)效能概念的提出及其涵义
目前,在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中, “效率”概念的使用频率日益减少,而“效能”概念的使用频率却日益上升。从“效率”到“效能”,不仅是表面上的文字差异,更是蕴涵着价值理念的创新与政治文明水平的提升。“效率”一般被界定为投入产出之间的比率。对于给定的输入,如果你能获得更多的输出,你就提高了效率。类似的,对于较少的输入,你能够获得同样的输出,你同样也提高了效率。测定效率所用的概念及方法也多是成本函数和生产函数、行政费用测量法、行政要素评分法、工作荷载分析法等等。这种效率理论侧重于管理的过程和系统自身的成效,而不注重管理的结果与影响。其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效率”是一种比值,本身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只追求更高的运行速率和投入产出比。片面强调行政效率,往往会忽视了政府机关行政活动所应体现的根本原则,忽视价值、后果等更重要的判断标准,以致于带来责、权、利关系的混乱,权力制约关系的弱化,官本位倾向的滋长,最终导致行政能力的降低。
第二,“效率”只研究速率不考虑“方向”,排斥一切影响速率的调控和制约。对于产品生产,“效率”理论的缺陷反映不是很突出,但对于行政管理机关来说,“效率”理论没有考虑“为谁执政”的问题,混淆了不同社会政治制度条件下管理活动属性的本质区别。正如传统行政管理学创始人威尔逊所言:“与君主制一样,在共和制的条件下,信任政府官员的惟一根据是效率。”①对于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中国来说,这种对管理活动的本质属性不加区别的倾向,不利于培养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执政为民”的自觉意识,长此以往容易使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滋生官僚主义作风和进行“权力寻租”活动,从而妨碍政府宗旨的实现,也影响着社会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支持率。
第三,突出“效率
”的传统管理学理论,是把系统中的“人”规格化、理想化作为前提条件的。在大机器生产背景下,管理理论对人的因素的“机械化”思维一直或多或少地延续下来,这种单纯强调效率的思维框架,在日益强调以人为本的时代进步中渐渐被打破,率先在企业管理领域中形成了新的理念和体系,但在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中却明显滞后,容易造成机关工作人员的冷漠感,强化其“组织人”、“机关人”的机械性,不利于培养机关公务人员生动灵活的应变能力和处理问题的多样性,导致政府机关缺乏活力,使管理系统呈现出僵化和“官本位”的态势。
第四,突出“效率”的传统行政管理学理论,只涉及到对行政管理活动最终结果的效率评估,对行政过程逻辑关系进行分解和控制,没有解决“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从而忽略了管理程序和管理结果的“公平”性。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指出,“从长远来看,我们不仅要关心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也要关心要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意即社会发展不能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的效率还要注重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公正问题,对于当今中国来讲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国多年来采取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已经造成了财富分配不公,社会各利益群体尖锐对立,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的后果。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加快发展经济的步伐、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最佳选择的话,那么在经过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已经到了该认真考虑解决“社会公平”的时候。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当人均 gdp 进入 1000 至 3000 美元的时候,就进入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处理不好社会公正的问题,就会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中国目前正好处于这一高风险期,如果不注重社会公正的问题,政府的合法性与社会秩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