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三农问题 集体土地股份化 土地私有化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对农民宣传的神圣目标曾经是耕者有其田，“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曾吸引无数农民加入革命的行列，无数农民子弟为此流出无数的鲜血，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建国前的解放区和建国初期，农民分到的是私有的土地，只是我们以为进入了社会主义，就实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农村土地又从私有变成了集体（国有），最后发生天灾人祸，饿死了ｘｘ万人，整个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没有根本的改变。安徽小岗村民秘密冒险按手印“非法承包”取得效果后，“非法”变成合法，也只得“承认”人民公社超越了社会的发展阶段而解散，由 “一大二公”到包产到户的“半私有化”，几十年来就经历了这样的“轮回”。 2004年3月修改后的中国宪法庄严地确认，“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民营工商业者从此可以合法雇工和投资扩大生产来积累私有财产，城镇居民购买的房屋和其它财产也合法地保护了，而且购买的房地产还可以出租、转让、抵押，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权利。然而，作为农民，他们有什么私有财产受保护呢？土地是集体的，国家可以“征用”，不可以转让、抵押，连自己花钱盖的房子也不能抵押，否则就违法的。 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农村土地制度的几次改变，作为占大多数人的农民始终还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 一、“三农”问题的形成的原因 建国初期，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制裁，国家实行加速实现工业化的策略。而从世界工业化进程来看，工业化有三种方式，即产业自然成长型工业化、殖民输入式工业化及政府高度介入工业化，但是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态势下，我国不可能采用产业自然成长型工业化模式和殖民输入式工业化模式，只能通过政府高度介入工业化模式来实现，依靠的是政府强大的力量来配置资源，并以此来实施“赶超战略”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LOCALhOst而我国又不可能利用历史上的两种工业化筹资渠道，因此农业的剩余就必然成了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制定和实施的户籍制度和对农产品巨大的“剪刀差”政策，可以说是造成目前“三农”问题的起源。 从此以后，所制定的户籍制度及对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使农民一直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农村和农民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再度被忽视，农村和农民的利益再次受重大剥削。我在三农中国发表一篇文章《建国以来农村和农民遭受的两次经济掠夺》，是在搜集资料是随便发表的，其资料如下：在改革前的1950年－1978年的29年中，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大约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978亿元，财政支农支出1577亿元，政府实际提取农业剩余净额为4500亿元，农民平均每年的净负担是155亿元（按当时的价格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在1979年－1994年的16年间，政府再次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占有了大约150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总额1755亿元，各项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通过农村税费制度提取农业净剩余约12986亿元。农民平均每年的总负担高达811亿元，是改革前155亿元的5.2倍[1]。从1979年到1997年，国家从农村征收了2亿7千万亩土地，用于城区扩容、修路、建工厂和开发区，这笔土地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买走，中间又被国家汲取了6-10万亿的“剪刀差”。[2] 正是这些政策及在农村吸取了巨大的“血液”，输送造就了今天共和国国力强大的基础，也是“三农”问题形成的最重要的原因。 但问题最大的是，中国早已进入工业化的门槛，特别是这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有近两位数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国家整体国力大大提升，并以此而引以为豪，甚至要研究中国人要有怎样的大国公民的姿态和心态立足于世界之中了。但是否有考虑到占人口比例70%的九亿数量的农民？他们连医疗和养老还没有保障、在城镇里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并深受歧视的前提下，难道要他们像城市白领或中产阶级那样要学习贵族的风度？所以，国家和政府及城镇是需要“还债”的。 二、解决“三农”问题，首先在于“三农”之外 70年代的农村土地承包改革开始导致很大争议，有的甚至用意识形态来争论和扣帽子，现在看起来已经是大可不必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有人在意识形态上扣了二十多年帽子了，结果又如何，几亿农民又有多少人真正知道什么“主义”的意思，他们所关心的关键是生活是怎样变化。就算最近争议的“国退民进”问题，部分人们也只不过是以国有企业改革出现弱势职工群体、工人阶级失去地位、受到不平等对待，改革之路不是走社会主义为理由进行反对，甚至说要进行清算。但是，建国几十年了，占大多数人比例的农民基本上一直是“二等公民”的地位，以前为何又少见他们为农民说不平等？宪法在去年修改过了，却为什么还是一定要“工人阶级领导”？这是否有真正经过占大多数人比例的农民的同意呢？没有经过大多数人同意的民主，难道就可以“集中”了吗？而且为何一定要规定人大代表中“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同镇或者企业事业组织职工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比可以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这是否意味着“此地无银三百两”呢（但现实却已经存在了）？ 提出这个问题，是要大家首先明白，政治上的不平等要远远大于经济上的不平等！所以本人说过多次：最根本的是要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给予农民平等的参政议政的政治权利，从根本制度和体制上解决农民的身份歧视或社会地位问题。如果连这一条也做不到，说解决“三农”问题只不过是对农村和农民的“施舍”而已！因为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占最大多数的人群的利益却几十年在被剥削，连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到现在没有提出要给予平等对待，现在说要帮他们解决问题，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悖论！更不符合一个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在当今世界上少见的！ 我们现在还在批评美国的种族歧视，这应该也会有存在，但毕竟那里早在上两个世纪的1868年南北战争后就有了关于废除奴隶制、承认黑人选举权的第十三条至第十五条修正案，体现了一种平等公民权的原则，这一原则禁止有组织的社会将任何一个个人作为劣等阶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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