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他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新道路，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开拓了新境界，历史地成为我国继毛泽东之后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位伟大旗手。
拨乱反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伟事业，由毛泽东倡导和推进而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并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其功在当代是举世公认的。但是，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进程，特别是“十年文革”的惨痛悲剧，从根本上背离了毛泽东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初衷与宿愿，也深刻地揭示了一条真理：不论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把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都面临着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都绝非“一劳永逸”的事情，而是一项需要代代相承、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认识，不断面向实际、坚持在新的实践中创新理论的永恒事业。
长期以来，由于马克思主义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特别是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领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巨大成就和崇高威望，往往在社会主义国家习惯性地形成一种思维定势，似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总是存在于书本与文献中、存在于革命领袖的言论与举措中，似乎只有从本本与领袖的言行中才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而忽视从实践中去寻求真理，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凝固化、神秘化了。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实质上也是导致我国“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之久，而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又继续坚持“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出现党的工作两年徘徊的根本原因。lOcALHost
历史要求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恢复优良传统，重新走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如果以历史伟大转折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问世，全党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大体上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完成了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他是从四个方面完成这一任务的：一是“拨乱”，首先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指出它完全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而是损害毛泽东思想，利用毛主席的旗帜，继续坚持“文革”的错误理论和错误政策，使是非搞不清楚，*路线也必然是摇摇晃晃的（《邓小平思想年谱》第79、1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二是“反正”，首先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权威，认为实事求是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它是马列主义思想、哲学、理论、方法的概括，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各种机会主义是完全对立的。相信实事求是，才是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最根本最主要的东西。与此相联系，树立实事求是的权威同树立实践的权威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高度重视并及时引导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认为这一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能否发展，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局面能否继续，也关系到思想路线的根本分歧，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总之，他为解放思想、突破“禁区”、独立思考、弘扬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而“到处点火”、不辞辛劳，为拨乱反正、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而反复地扫除障碍；三是从总结国际*主义运动经验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伟大贡献，对于他的缺点错误则科学地作出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他提出不能要求任何伟大人物、伟大领袖每句话在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要把领袖变*，不要把领袖变成神，按照不正常的方法去做，就会损害毛主席的形象，表面上好像把毛泽东思想抬得很高，实际上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四是在正反两方面拨乱反正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全党的注意力集中到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轨道上来。邓小平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是实事求是，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在指导思想上破除“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才是真正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权威，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两年半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以确立或重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而全面开启了拨乱反正的进程，而十一届六中全会在上述思想路线指引下，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是正确评价了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了它的指导地位，重申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中体现，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集中体现，从而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这说明，整个拨乱反正的进程，既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为出发点，又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为归宿的，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和思想。这段经历既是对过去事情的基本总结，对既往历史的清理，也是引导大家在思想共识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向前看，真正起到了总结经验、统一思想、面向未来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从十二大开始，应当在新的历史任务下讲新话，讲向前看的话。
理论创新：体现中国特色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讲新话奠定了基调。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一结论对理论创新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是要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的指导下独立自主地探索和开辟自己的道路，二是要求建设社会主义要切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从那时开始到十三大召开的五年间，邓小平的全部精力都在思考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他始终强调既要坚持社会主义，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能搞自由化；又要吸取历史经验，根据中国特点，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道路和政策，要敢于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不要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文献上的经典语言，不要走回头路，重新回到落后、贫困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