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发布的“一号文件”，是我党执掌政权以来第一次就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发出专门文件，可见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中央对此的关注程度。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农民增收速度就逐渐放缓。进入九十年代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从一九九七年到去年的七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水平仅为百分之四，而同一时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了百分之八，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从八十年代中期的不足二比一，扩大到目前的超过三比一。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由于占人口六成以上的农民购买力持续不强，导致整体经济发展的消费拉动力不足。这是内地经济目前面临的最令人头疼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农民收入增长比较快，主要是因为农民有了承包经营权，随后农产品价格大幅提升，农村工业发展受到了鼓励。当这些政策被逐渐消化，而新的政策又未能适时出台时，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就明显放慢了。增加农民收入，涉及到许多带有体制性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三个问题最为突出。首先从农村来看，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并没有完全落实，农民还没有充分的权利按照各种产品利润的高低来安排自己的生产。特别是在一些粮食主产区，不论市场上蔬菜、瓜果、家禽或其它农产品的价格有多高，农民仍不得不继续种粮。

再看农村与城市的结合点。农产品进城的销售价一直受到严密监控。去年一度出现粮油价格上涨，城里便传出一片惊恐声，要求政府出招平抑粮油价格。而事实上此时的粮油价格还远比七年前低。据统计，二○○二年平均每个城镇居民用在粮、油、肉、菜方面的开支，比一九九六年少四十三元，而同一时期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却增长了三千多元。LocalhoSt就在这年，反映家庭食物开支与总收入之比的恩格尔系数，在城镇由上一年的百分之四十六猛降到百分之三十七，内地有媒体欢呼这是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的象征，其实降幅如此之大，明显不符合经济运行规律，表明农民的利益受到了侵害。

而从城市来看，进城务工农民仍在许多方面受到歧视。仅以年前内地广泛报道的老板欠薪情况为例，这些老板欠的基本上都是进城务工农民的薪水，却绝不敢欠城里人的薪水。进城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条件相当低，在劳动保障、职业培训、子女教育等方面，待遇不公，而且收费繁多、检查繁多。现在农村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农民近一半的收入来自非农产业，进城农民数以亿计，他们收入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

这次中央“一号文件”也论及了上述三个问题。事实证明，增加农民收入不单是一个农村问题，必须农村和城市一起抓，从根源上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