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民主进程的发展，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农村民主进程和农民*参与情况的关注及研究。（二）是人大代表的选举。人大代表制度是中国*制度中人民*权利最重要的行使渠道和利益表达机制。人大代表选举是真正把农民和国家联系起来的制度渠道。应该说，这才是农民*参与的首选方式，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一形式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效用。我国县、乡两级的人大代表由于选区划分、代表构成等原因，正式候选人往往有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并不了解熟悉的县乡干部，即便这些候选人当选为正式代表，他们也并不一定代表当地农民的利益。以上几点决定了人大选举并不是农民最重要的*参与形式。相比较而言，农民对村干部的选举比对县乡人大代表的选举更有兴趣，这是因为村干部的选举往往更能直接影响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三）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农民状告国家机关而获胜，这在中国过去只是一个令人不敢想象的神话而已。但在我国颁布了《行政诉讼法》以后，这种事情就不再是“天方夜谭”了。近年来，农民状告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的事例已经越来越多，屡见不鲜了。除了农民与政府部门、国家机关对簿公堂的行政诉讼外，与此类似的农民*参与行为还有行政复议。如果从数量上来考察，可能行政复议是比行政诉讼更常见的*参与行为，因为大多数的行政诉讼是在农民提出行政复议无果的情况下才提起的。农民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共同特点是，这种*参与是农民通过法律手段，依法保护自身利益的参与行为。（四）是接触活动。指农民以个人或集体方式去面对面地接近干部，正式或非正式地向他们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批评，以期改变他们的工作作风，影响或改变他们的决策和决定。[24]这在现实中主要有当面反映、信访、行贿等表现方式。近些年来，信访越来越成为农民采用较多的一种*参与方式了。此外对农村基层干部行贿也是当前农民经常出现的个体性行为。四、投诉活动。这里所说的投诉活动是指农民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利用舆论工具进行的*参与。这也是农民*参与的一种常见的方式。不少农民开始运用新闻媒体的力量来反映意见、表达利益，影响党和政府的决策。农民通过写信给《人民日报》、《半月谈》等全国性的党报党刊，反映各种不合理现象和问题或者通过中央电视台对有关损害农民利益的事和人进行曝光，引起相应党政部门的重视和处理。（五）是抗争性或暴力性参与。这是农民非制度化*参与的主要表现方式。所谓非制度化参与主要是指不符合制度和程序的*参与，也包括违反法律的非法参与行为。[25]典型形式有如农民依政策抗争（policy-based resistance）或依法抗争（law-based resistance）[26]、公共场所的群体骚乱、对乡村基层干部的报复性攻击以及围攻党政部门等等行为。
当前我国农民*参与的呈现出以下主要特点：（一）是参与的程度和水平仍然很低，但较前有显著提高。总的来说，当前我国农民*参与的程度和水平仍然很低，这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有*参与意识并且经常性地参与*的农民的数量仍然很少，农民从总体上参与*的次数和频度仍然很低；其二，他们的参与仅限于社区性事务参与或问题性参与。总体上说，我国农民的*参与仍然是很少的，并且我国现阶段农民的*参与几乎全部是自发的，大多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具体利益而进行的问题性参与。他们还缺乏明确的*参与意识，没有把参与*当作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不能自觉地、经常性地进行*参与。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当前我国农民的*参与较前已有了巨大突破。无论如何，农民的确是以某种方式参与了*，并且他们的参与不再停留在参加某种运动的动员性参与上了，而是达到了为某种明确目的的自主性参与的水平。（二）是基本上是工具性参与而非目的性的参与。当前我国农民的*参与的方式和渠道明显地多样化了，也学会了广泛运用多种方式和手段进行*参与。然而基本上是工具性参与而不是目的性参与。所谓目的性参与是指参与者把*参与当作一种目标来追求，或者至少是当成目标之一来追求；而工具性参与则是参与者把*参与当作其它目标的手段，比如达到某种经济目标的或解决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的手段，*参与本身并不是参与者的目的。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理解在当今的村民选举中为什么很多农民为了区区十元钱就可以出卖自己的选票，以及为什么农民对村民选举的兴趣远远大于人大代表的选举，另外从现有的大量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等上访的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前农民的*参与大多是为了解决自己所遭遇的各种问题。（三）基本上是合法、有序地参与，但是抗争性、暴力性的非制度化参与方式有了扩大的危险。改革开放后，我国基本上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规范*参与行为的法律体系。广大农民也基本上按照法律的规定有序地参与*。但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矛盾冲突较为激烈，加之有些参与渠道的不畅或失效，导致当前中国农民*参与出现了过去少见的抗争性或暴力性参与。当前我国农民的非制度化参与时有发生，且大有扩大的趋势，常见的主要有群体性上访、打击报复村干部、冲击政府部门等。以上访为例，当前群体性上访已经严重危害到社会的稳定，很多地方的农民在上访问题得不到解决时，已经自发组织起来与当地政府发生大规模的暴力对抗。
五、我们的目标：法治下的农民*参与
我国宪法提出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人民民主、实现*文明这一系列宏伟的目标。笔者认为没有农民的*参与，就没有农民的民主，也就不可能有中国的民主，发展人民民主也就无从谈起。当然我们的*参与也不能再是过去那种“无法无天”的群众性*运动方式，我们必须构建起法治秩序下的农民*参与范式。那么何谓法治下的农民*参与呢？笔者试图从*参与这一概念的三要件来对法治秩序下的农民*参与的具象进行表述。
(一）就*参与的主体而言。首先，必须允许农民与其他*参与主体一样享有同等的*参与权利。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有把农民当作社会的主体阶级来对待，最多只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而已，农民在*上的这种非主体定性和受支配的地位，[27]决定了农民不可能与工人阶级享有同等的*参与权利。例如在代表权方面，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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