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政策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无论这种体制的推行者们的主观愿望是多么的良好，客观上，这种体制在实施中是只分不统，逐步瓦解了农村的集体经济，使广大的中国农村重新回到了小农经济的状态。
小农经济的特点包括生产资料个人占有，在生产流通交换各领域都以劳动者个体为主，这正是目前我国农村最为普遍的状况。这种经济是不可避免的要走向灭亡的。1894年，法国社会党在南特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土地纲领，这个纲领受到了恩格斯的批评①。这个纲领的绪论中，第一句话就是："鉴于按照党的总纲的确切涵义，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时才能自由。"这个观点与改革初期大力宣传包田到户的观点极为相像，恩格斯的评价是："个体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在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再赋予这些生产者以真正的自由。城市中的手工业已经破产，而在像伦敦那样的大城市中甚至已经全然绝迹，起二代之的是大工业、血汗制度以及靠破产维持生活的可怜生意人。靠自力耕种为生的小农既非牢靠的占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也不自由。他自己以及他的房屋、他的院子、他的少量土地，都属于高利贷者，他的生存比无产者的生存更无保障。……即使依法保证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农具、牲畜等等不得抵作押金，你们也仍旧无法将他从走投无路的处境中解脱出来，因为它为了暂时延缓毁灭的日期，必须"自愿地"将自己的牲畜，将他本人连肉体带灵魂一并出卖给高利贷者。……"②这里引用这一段似乎过于危言耸听，毕竟时间和地点都有了变化，情况也有很多的不同，但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农村经济发展说明了恩格斯的论述是深刻的，当前的许多农村问题，都与这种小农经济路线有密切的关系。LOCalHOsT
农民有双重身份，一是劳动者，一是小私有者。把田地承包到个人，无形中突出了农民的小私有者的身份，势必损害集体经济。的确，承包制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但积极性对于农村经济的改善的作用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这一点下文将通过小岗村的事例进行论述。
下面本文将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提出几点质疑。
一、如何看待文革后期经济的"崩溃"？
从1978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18户农民签订全国第一份包干到户合同起，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为主的责任制迅速在中国得以推广。1987年，全国有1.8亿农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
是什么原因促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推广呢？
现在一般认为，文革后期中国农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农民的收入极低，生活改善不大，广大农民主观上要求改变生活状况，农村的经济现状要求出现一种新的生产经营体制。
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确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首先，是大串连、"停产闹革命"、武斗、造反、打砸抢等*动乱冲击和破坏生产建设，造成了直接的巨大物质损失。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现象主要在66年到69年间比较严重，进入全面整顿之后，这方面的损失得到了明显的控制。
其次，是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没有在应有发展速度下取得大的成就。这一时期经济虽然取得了一定发展，但速度和"文革"之前的14年（1953年至1966年）和之后的6年（1977年至1982年）平均速度相比，是比较缓慢的。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6．8％分别低于前者的8.2％和后者的8．9％，国民收入年增长率4．9％分别低于前者的6．2％和后者的7．5％。
再次，是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十年中，国民经济总量虽然有增加，但是生产管理制度的破坏也使经济效益降低，消耗增大，浪费严重。
但是问题是，以上是否是农村经济不景气的全部原因？并且，经济不景气是否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呢？
首先，我们认为，以下因素是我们正确看待"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时应该考虑进去的。
一、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在投资中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和轻工业；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才能适当考虑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费需要。这个原则既是中国工业落后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一五"计划即是照此安排的。但由于"大跃进"冲掉了"二五"计划，造成了经济困难局面，不得不暂时停止工业化进程，降低积累率，优先解决吃穿用问题。经过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实际即承担了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后两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③，可以说初步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也有人认为1975年即已初步实现了工业化目标④。）因此，"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性项目少，投资效益低、见效慢，实际上是实现工业化目标中进行基础建设阶段的特点，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如前面所说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的例子，常常被用来说明"文革"经济的"崩溃"。实际上，即使在人口失控、增长很快的"文革"时期，粮食也是持续增长的，全国人均占有量从1965年的544斤提高到1976年的615斤。至于人均消费量降低，主要是当时"备战备荒"政策的需要，和经济无直接关系。
二、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保证自身安全必付的代价。60年代前期，中国周边形势十分严峻。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半月形"封锁，1961年至1968年在台湾海峡先后举行了以入侵中国大陆为目标的三次核战争演习，而且在越南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北部的苏联也陈兵百万，把核导弹瞄准中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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