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都以为，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民负担大为下降，农村形势一定会有很大甚至彻底的好转，因为不再向农民收税，农民种田不用交钱，还有什么因为乡村干部收取农业税费引发的恶性事件？除取消农业税以外，近两年粮价大幅上涨，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补贴种粮农户，这些都是农村形势好转的因素。
以为及预期农村形势的好转，就将当前农村税费改革后的主要配套改革对准因为取消农业税所留下的乡村财政缺口。具体地讲，就是精简乡镇机构，减少乡村干部，撤乡并镇和合村并组。更有激进的声音认为，应该撤消乡镇一级建制。当前全国大部分农村，已经在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取消了村民小组长。撤并机构和减少人员，的确可以减轻乡村财政压力，从而应对农村税费改革后的财政困境。
不过，当前农村形势较以上的以为或预期，要糟糕很多。以应对财政困境为中心的农村税费改革配套改革，也是完全没有把握住当前农村的实际。具体来说，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这场革命的要害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在税费改革前，国家向农民收税，农民要求国家通过乡村组织为自己提供生产生活方面的服务。当乡村组织不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方面的服务时，农民就可以拒绝缴纳税费。国家也许不能直接为农民提供具体的生产上的帮助，不过，国家要求乡村组织完成收税的任务，并以此来考核乡村组织，乡村组织与农民的关系，不仅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具体化，而且成为国家来控制乡村组织的有力凭借。一旦不再收税，农民还有什么办法要求乡村组织为自己提供生产生活上的服务？国家还有什么办法来考核乡村组织是否在真心地提供与农民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公共品？
在农村税费改革进行时，我在调查中就听到农民有这样的说法：所谓税费改革，就是今后国家不再管我们农民的事情了。LocalHOsT不要以为农民是怀着欣喜的心情来说这话的，因为他们十分清楚，离开了强有力的乡村组织，又早已失去了强有力的传统组织，他们将无法应对生产生活中的合作难题。以前农民对乡村干部说，你不调解我们的纠纷，你不解决我的宅基地问题，及最经常说的你不将插秧水弄来，秋天就别想收到税。乡村组织每年收税成为最难的工作，因为农民不只是不愿交税，而且会将一年来乡村干部所有未尽心办到的事情数落一遍，发泄一通。乡村组织在收税前为农民提供方便的多少和服务的好坏，与乡村组织收税的难易与多少，有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民不再可以威胁乡村干部“别想收到税”。缺少了农民威胁不交税的压力，乡村干部也就失去了帮助农民解决问题的内在动力。超出农民一家一户的合作，因为没有乡村组织强有力的介入，而无法进行。因此，农村道路更加难走，农田水利更加破败，农村纠纷更少调解，农田灌溉更难集体进行。总之，农村公共品供给更加困难。
因为公共品供给更加困难，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农村大中型水利设施更加难以发挥作用，因为离开了乡村组织，大中型水利设施无法与千家万户小农联结起来。因此，毫不奇怪，农村税费改革后，全国普遍出现了千家万户齐上阵，各自修建小型的供自家一亩三分地使用的小型水利设施的高潮。不是因为税费改革调动了农民投资水利的热情，而是农民发现他们没有办法再依托以前还曾依托的大中型水利设施来解决农田灌溉问题。只要到农村一走，就到达可以听到无数农户自己解决农田灌溉的荒诞故事。在湖北荆门，农户每家都买了小型潜水泵，买数百上千米的电线及抽水软管，以从自己挖的塘堰或打的机井中抽水灌溉水稻，有一位村支书计算说，他们村仅仅今年用于打井和买抽水设备的支出，已经可供从邻近的中型提水泵站抽10年灌溉用水了。
单家独户打井挖堰，不能解决农田灌溉问题，因为离开了从大江大河大水库引水的大中型水利设施，农业就又进入建国前的“靠天收”，农户巨额投资建起的小水利，经不住小旱，更不用说大旱了。
大旱之下，农业生产就是灾难。农民面对大旱，心急如焚，他们又无法组织起来，因为农民的利益已经分化，搭便车行为无法克服。农民要求乡村组织介入进来帮助解决自己的问题，乡村组织缺少积极性。农民成群结伙找到县政府、市政府，农民的困难，反映到了更高层的省政府、中央政府。
自上而下解决农民生产困难的行政要求传达下来，但乡村组织有什么积极性来回应这个自上而下的要求？上级又有什么办法来考核乡村组织是否积极回应了这个自上而下的要求？在缺乏有效考核办法，农民事实上也没有了威胁乡村干部“别想收税”的最后武器以后，乡村干部有足够多的对策来化解自上而下的行政要求。
当乡村组织变得消极，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公共品供给成为难题时，农民不得不各自为战解决公共品供给不足留下的难题，因此不得不付出较以前多得多的代价。农民各自为战，不可能有效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的问题，因此国家不得不花费更大代价来提供农村的公共品。
问题是，国家有足够财政能力为九亿农民提供所有公共品吗？更严重的问题是，离开了有着内在积极性的乡村组织，国家有能力满足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吗？
只要到农村一走，就会发现，取消农业税后的农村形势依然严峻。
取消农业税以后，乡村组织退出农民生产环节的事务，农民凭借自发的组织，来解决生产中的合作问题。因为不同生产环节对农民合作要求的差异，及不同地区农村可以提供的农民的不同合作能力，乡村组织退出农业生产环节后，不同地区农民在应对取消农业税后的状况大不相同。不过，从总的方面看，取消农业税后，农民在生产环节尤其是农田灌溉方面的合作状况十分糟糕，农村不只是出现了诸多怪诞的新情况，而且出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乱象。最近几年，我们在湖北荆门五个村做乡村水利建设的实验，对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前后农村水利和农田灌溉的状况尤其深有感受，以为当前农村形势之严峻，甚至超过了税费改革以前，如果不采取得力措施，事情将不可收拾。
当前荆门农村普遍出现的问题，是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从大江大河大型水库引水的大中型水利设施无法使用，其原因并非是这些大中型水利设施已经毁损而无法使用，而是千家万户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