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其实并不能算是农业大国，而是农民国家。因为占总人口70% 以上的农民“自给自足”的粮食约占常年产量的70% ；占小农总数85% 的农户其农业产出的商品率低到仅
够维持简单再生产。所以，中国从来就没有纯粹的农业调控政策；从来宏观决策研究的着眼点往往在于解决“农民、农村、农业这三农问题”……
对农民、农村和农业这“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体制矛盾——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矛盾。正是受制于这两个愈演
愈烈的基本矛盾，我国农业因小农经济严重不规模化，土地随人口增加愈益分割细碎而无法与市场经济接轨的问题，才在市场经济作为改革方向确立之后，越发受到改革者的关注。
第一个国情矛盾造成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严重扭曲，以至于中国不仅过去、现在也不得不长期作为“农民国家”（而并非农业国家），自立于现代市场经济之外。这是自从清康熙年间以“新增人丁永不纳税”为开疆拓土的后续政策，导致人口百年翻两番，以及五十年代的人口政策导致半个世纪翻两番的历史留下的。近中期看，这一基本矛盾只可能相对缓解而不可能根本消除。
第二个体制矛盾则进一步加剧了第一个矛盾的作用；是故在研究和调整上仍有可为之处。人们已经认识到城乡分割二元结构导致城市化大大滞后于工业化；大包干后恢复的小农村社经济无力抗拒城市垄断资本集团的进一步剥夺，因而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但现在还几乎没能采取有效政策加以解决。
在这两个矛盾制约下，农民是“三个月种田，九个月过年（赋闲）”，农村人口过剩压力很大。LOcAlhoST按现行人地比例，到本世纪末农业劳动力将过剩2.4 亿，农村人口过剩5 亿多。另有研究报告显示，到下世纪初即使决策足够理性并且不出现大的反复，城市化率能达到60% ，在人口增长到16亿时仍将有6 亿人口留在农村；因此，人地关系仍然不可能根本改观；更何况假设条件很难满足。
其二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大批农民劳动力做为“粮食高消费人口”进城打工，会直接影响需求，拉动粮价上涨。1992年以后的投资高潮导致基建项目大上，劳动力需求上升，大量农村过剩劳动力流入城市，有统计说6000万人，也有说8000万人。这些人由非商品粮消费者变为商品粮消费者；而他们的人均消费量又是城市居民的两倍甚至三倍以上（前者每月20多斤，后者要达到60多斤）。如果是8000万人，新增粮食需求量（主要是计划外部分）约为500-600亿斤每年。由此分析1993年在全国粮食增产的同时广东却出现大米、主要是劣质米开始抢购的现象，进而造成全国性的米价上涨，农民进城打工新增加的需求拉动至少是原因之一。
类似的现象五十年代初国家“一五”计划时期也曾发生过，当时采取的对策是“统购统销”；但城市的成规模需求与小农经济的不规模供给之间，供需体制不对称。政府也无法与一亿多小农谈判，因为交易费用过大。于是为了保证国家工业资本原始积累所必需的低价粮食供给，压抑农民抵制，就搞集体化运动。其实一锄一镰式的简单生产力相加，当然不意味着规模经营；也并非生产关系的进步……。现在，这个现象又发生了；而且对策也有某些相似之处。
例如1994年被农民称为“二统购”的定、议购总量增加50% 以上；部分城市恢复票证供应；以规模经营加集体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二次飞跃也渐成议题。本文对此并无肯否，只是感到“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马克思说过，历史上大的事件往往重复出现。如果第一次是悲剧的话，那么第二次就是笑剧了……。
现在农业和农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两个基本矛盾没有缓解，使农业无法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尽管我国农业现在有一定的商品率，但历史上早在宋代农业就有15% 的产品是为市场生产的。现在若要进入市场经济体制，首先要有市场主体。显然，自给自足的小农不是市场主体，它不是为“卖”而是为“活命”才生产的。土地也主要不是作为生产资料、而是作为社会保障资料按人头分给农民的。这就是说，市场体制要求的价值规律，对于农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的分配，还不能起支配作用；农业要素不仅不能优化配置，而且在人口大量增加的情况下，所有的土地都不得不按人头重分，农村叫作“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农产品的价格调整也没有余地。国内主粮价格一般都高于“天花板”，玉米一度超过国际价格水平80% 以上。但进出口因外贸、流通的垄断利润太大，根本无法对国内价格起调节作用。转手倒一个批件就是几十万，加上中间环节，进口粮食到销地的价格反而比国内市价还高。近几年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打破外贸、金融、流通等部门的垄断，就农业谈农业或单纯强调增加农业投入都对，但是却都没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