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振奋，农民对干部很满意。我也感到非常轻松。到了90年代后期，我这个“老书记”管的干部多了，为农民做的事却少了，群众不满意，干部队伍内部也矛盾重重，财政危机、债务危机、社会稳定危机日益严重。我感到自己的能力已无法胜任书记一职。
历次县乡机构改革为什么会失败呢？道理很简单，我们没有找到限制县乡机构膨胀的办法。政府官员的子女要就业，这是政府膨胀的最核心的内在动力；政府膨胀后自然会加码寻租，其行为的合法性受到社会强势群体的挑战，政府必须吸纳强势群体的代表进入政府，这是政府膨胀的外在动力。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政府必然走向人民的反面，使得政府在新生--增长--膨胀--推翻的过程中轮回。要想跳出这种古老的轮回，必须建立起一个有自我纠错机制的政府--人民民主政府。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选一个什么样的人当县长、乡长必须人民说了算。选上是官，下台即民。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我以为，现在就是要理直气壮高举*体制改革的旗帜， 呼唤重构县乡政府体制，没有必要羞羞答答回避这个问题。否则，我们永远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
五、产业化真的能富裕农民吗？
我只想说：“公司+农户”未必也是农民的富裕之路？
我们知道，“公司+农民”在中国也有几十年了。如：粮贸公司+农户，棉花公司+农户，油脂公司+农户。粮贸公司，棉花公司，油脂公司都是国有企业，农民生产稻谷、小麦、玉米、棉花、油菜、花生等农产品给这些国营企业经营。这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公司+农户”的路子并没有把农民搞富起来，相反越搞越穷了。
企业的经营目的是利益最大化。当企业有超额利润时，有可能给农户平均社会利润；当企业获得平均社会利润时，有可能给农户保本微利；当企业只能微利或亏本时，有可能把风险全部转嫁给农民。1999年湖北省粮食系统扭亏增盈22亿元，是怎样盈利的呢？国家规定稻谷收购价0.54元/斤，而粮食企业仅以0.4元/斤的价格收购农民粮食，从农民身上每斤剥夺0.14元.。国家给农民下的订单，让农民生产粮食，最后国家和国有企业违约，导致农民每生产1斤粮食亏本0.08元.，农民怎么富得起来呢?明明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不守信用，我们怎么能仅指责农民和民营企业不讲信用呢？国家和国有企业是如此对待农民，何况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呼?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在现阶段我国的绝大多数农业龙头企业不可能获得平均社会利润，这是由农业的弱质性决定的。那我们的经济学家不是自相矛盾吗？
六、打破二元结构重要，还是建立城乡要素交易制度，沟通城乡重要。
二元结构存在几十年了，我们打得破吗？这是不是文革中的大破大立的思路呢？这显然不符合系统的不可逆性质。实践证明国家根本没有能力安排城乡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更不可能打破其相互之间的经济壁垒。
就是取消了户籍制度又能给农民带来了什么好处呢？户籍制度背后的东西不是照样存在吗？反过来说，在城市的郊区，城镇户口要进村，农民也是不同意的。因此我认为打破二元结构难。最重要的不是打破壁垒，而是如何缩小城乡差别，构建起城乡要素流动的平台，便利农民进城做工和城里有钱人进村做“地主”。
沟通城乡的最好办法就是要给农民的同等国民待遇，包括同等*权利，现在农民进城不仅没有用手投票的权利，有的连用脚投票的权利都没有；同等的税赋权利，农民月收入只有一百来元钱却要纳税，而城里很多高收入却不怎么纳税；同等的国家财富占用权利，积极的财政和稳健的金融政策只对城市而言，农村的基础产业却要农民自己集资办，且产权归国有；自由迁徙权；同等的财产和人身保障权，国家把农民的土地低价进高价出，农民没有社保，医保。
沟通城乡还有建立土地金融社保制度。其基本内容包括：
1、成立国家土地银行和集体土地信用合作社。
2、将农业税改为农民社会保障税，建立农民个人社保专户，在土地银行系统设专户管理社保基金。
3、将集体的土地股权化后分配给农民 ，土地的股权可以抵押贷款，获取进城发展的本钱。可以用个人土地股权换取个人社保基金。
4、与土地股权相配套的个人社保账户可随个人在城乡社保系统流动。
5、土地银行收购、集中土地，开发增值的经营收益，用于农村的公益事业或转为社保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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