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是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始于１９７８年的农村改革，至今已经历２６年的风风雨雨。针对改革不同时期面临的问题和阻力，中央先后制定出台了６个“一号文件”，顺应和指导了农村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改革和农业生产，给我国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三农”问题仍然严重困扰着我们，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城乡严重割裂、农民税费负担沉重，干群矛盾难以缓和。这些都可能成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隐患。
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会博士生部９月２２日举办的“三农问题与中国发展”博士生学术沙龙上，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２００３ｃｃｔｖ中国十大经济年度人物，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中国体改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三农第一人”温铁军老师对大家所关注的问题做了相关点评。
话题一：制度创新与金融支持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
观点
人大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周达：我认为强化金融支持的具体对策有：进行适度的金融深化，强化政策性金融职能，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引导农村民间金融健康发展；打破国家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地位，适度放松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条件，准许民营企业家进入银行业，允许他们组建新的合资或独资银行，平等地和国有银行以及外资银行竞争。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鼓励各种经济主体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或者具有商业取向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这种自由进入、自由退出的权利加上严格的监管，可以使农村金融得以发达和完善。LOcAlHoST
点评
温铁军：我比较赞同这种观点，乡村和城镇有两种市场经济，党中央在２００２年十六大报告中首次把一个学术概念写进了文件，那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并且强调城乡二元结构，但是认识到我们国家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是在８０年代就提出了。其实在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６年就开始提出这个创意和创新，也说明市场经济有两种，是体制决定了两种经济，一种是乡村经济，一种是城镇经济。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搞农村政策的人，曾经提出过一个实事求是的判断：大包干所解决的问题远不如它引发的问题多，所以才要深化改革。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对当年的政策过程难以作解释，更不愿意参与争论，任由学术界对农村问题“贴标签”，于是许多人以为大包干就等于土地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可实际上，无论是已经被当作万恶之源的“计划经济”，还是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市场经济，显然都无法根本解决与分散小农的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
占我国人口６４％的农村人口生活于４００多万个自然村中，约分散为２亿多小农户。其中，３／４以上是小农户，是“兼业经营”，这个比重自大包干以来的２５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在这样的结构框架制约下，要从根本上缓解“三农”问题，只有进行一系列制度创新。这位同学说得有一定道理，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必须用适宜小农经济的思路来解决农业问题。要想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就不能照搬西方，我国农村需要多种形式的合作化模式。应该把农民作为生产力要素来看待。农村怎么建设？应该引导他们发展与农村经济有关的规模经营，如加工、购销乃至于进一步进入餐饮业、金融、保险领域。农民组织起来进入这些领域，政府应给予资金支持、税收优惠。要充分相信群众的创造力，让农村劳动力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力军。
话题二：农民工权益应该得到保障
观点
人大法学院博士王红玲：要大力保障农民的权益，保障他们的基本的生活权益、培训权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权益，对于当前而言，主要的是加强基本立法，完善社会保障法等。
点评
温铁军：农民工权益确实应该得到保障，这是合理合法的，你所提的这些问题需要参考相关的资料，我一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目前，我国进城的农民工已一亿多人，农民工逐渐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到２０２０年我国城镇化率要达到５６％。这就意味着今后每年还要增加１３００万农民进入城镇。就业压力与保障农民工权益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
现在企业老板认为打工者都是临时的，就可以不用签订合同什么的，而打工者也这么认为：我打工是临时的，我还要交百分之八的养老保险，我本来挣的就不多，再交出一些来，我剩下的钱就不多了，而等我不想干了或是年纪大了的时候，我会回到老家去养老，这个百分之八就等于又交给所打工的城市了，这不等于倒抽血吗？这就是农民工对自己合法权益的认识问题。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第一要素是土地。而在我国农村，土地事实上是在不断减少，并且人口在不断增长，这就产生了两个现实问题：
其一是土地面积减少使之成为高度稀缺资源，要素的稀缺性决定价格，越是稀缺，其价格就越高；并且，越是稀缺资源，私有化的制度成本也越高。再加上土地的不可移动性，在我国又天然地与传统村社的血缘地缘关系结合，就导致土地产权客观上以社区为边界。
其二是任何多少从事过农村政策研究的人都知道土地的“双重功能”。这形成于一般发达国家难以见到的“政府退出”。亦即：农村自发大包干使得政府赖以提取农业剩余的集体化制度解体时，政府的理性选择是“退出”，从此不再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农村公共开支，而转由耕地来承担；并且随人均面积不断下降，必然使耕地越来越多地转变为以承担农民的生存保障这种公共职能为主。这也是我国农村的社区所有制的成因之一。
在以上两个限制性条件约束下，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村社所有、家庭承包制度，这个制度在２０年改革过程中不断修订和完善，最后被１９９８年中央十五届三中全会发布的“跨世纪的文件”确立为“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由此决定了农村土地既不能实现完全个人意义上的私有化，也不能被单纯地当作一种生产资料来完全地交给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
话题三：县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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