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也总是挺身而出表现出舍财报国的精神。正是这种强烈的反哺故里、光宗耀祖以及民族大义的思想，为中国传统商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二 中国传统商业精神所提供动力的不足性
对于今天的中国企业来说，中国传统商业精神所提供的精神动力源泉，其缺陷/不足/束缚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传统商人“光宗耀祖、造福桑梓”的精神动力，所提供的仅仅是商人的个人理想、而并不是商业或企业组织的理想。现代企业组织是一个持续性的不断获利、不断投资的良性运营过程，而中国传统商人所持有的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理想，往往是在获取一定经济效益后，便将利润投入到扩大和重复生产以外的领域，譬如忙着修建个人的豪宅大院、甚至是为自己树碑立传。获取利润后再次投资欲望的不足，成为了限制现代企业不断成长的束缚；而传统的“光宗耀祖、造福桑梓”的精神动力，在今天也成为“不思进取、小富即安”的代名词。
中国传统商人“实业报国、民族振兴”的个人理想，看似是一个真诚的、无可挑剔的远大愿望，但实际上则隐含着某种危险。如果一个现代企业组织宣称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域或一个民族的自豪而工作，其狭隘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怀抱着民族自豪感的企业家期待着一夜成名的欲望，常常导致企业组织脱离了其客观运行规律，而走上了“做大”的道路——“做大”，是中国传统商人或现代企业家一个挥不去的心理情结，这其中即有自觉的民族使命感、也包含着个人的权利欲望，但是，以个人民族情绪和心理情结替代企业组织客观运行规律，其中隐藏着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
毫无疑问，以个人的人生价值观替代组织的经济价值观，不但缺乏对于企业“组织”最起码的尊重，其中也隐含着某种潜在的危险，假如不是这样，那么，非但不会给企业管理带来长足进步、相反可能带来的是灾难。现代企业组织的把企业组织的规模因为企业组织作为赢利性的经济组织，即不等同于政府组织的统治、也有别于宗教组织的管理，追求更大的成就感是民营企业家最大的精神动力！ 身家千万依然鏖战商海，民营企业家的这种执着往往被曲解为“逐利本性”，短期行为是对中国社会的企业家精神的最大的威胁。社会上多数人的眼光都是短期行为的眼光。
关于将企业“做大”的问题，ge前董事长兼ceo杰克。韦尔奇中国之行的一段对话，也许会给我们另一种启示——杰克。韦尔奇在回答一位中国企业家的提问时说：“美国从*的角度来说，对政府来说他们并没有觉得大企业有多么的令人激动，尤其跟中小企业相比。所以有时候大公司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而创业的小公司会创造就业机会，*家更偏爱小企业和创业的企业，而不是大企业。所以美国大企业对美国政府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小的。当然*家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也不会这么说，媒体也不会这么说，但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影响很小。”
事实上，在竞争激烈的茫茫商海中，商业或企业组织无不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个对于“利益或利润”避而不谈的商业或企业组织，那它就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组织。中国传统的“以利制义”古老商则，意味着“义”高于“利”；而“义”高于“利”，又意味着尊重传统道德高于经济利益追求；反过来的管理逻辑就成了：如果经济利益追求高于传统道德追求，那么，就意味着个人行为品德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假如一个商人被冠以“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恶名，那么，损失的将不仅仅是商业利益、而将是个人一系列人际关系上的名誉损失。
这也是中国传统商人为什么不敢公开宣称“赤裸裸的追求利润”、而总是“顾左右言其它”的深层次原因。企业组织与生存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传统社会是道德化的理论社会，它要求一切组织和个人需要遵守既定的传统伦理道德秩序；而传统商业或企业组织又以儒商精神，加强和固化了传统的伦理道德秩序。事实上，在中国传统商人所处的中国传统社会环境中，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巨大的道德规则网络——这个“道德网络”的威力，早已经超出了法律的制约力量，用句俗语来说：仅仅是平民百姓道德的唾液，就足以淹死一个人了，而“道德*”也并非是偶然事件。
显然，道德的伪装隐藏着极大的风险，因为一旦伪装暴露或被揭穿，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即使有些中国传统商人不相信传统儒家的“利从义出”、不恪守“以义制利”，他也必须夹着尾巴做人，而且还得装出满不在乎金钱的真诚道德状——他必须隐藏起自己追求金钱的真实目的、而需要为自己插上漂亮的道德伪装，否则他就将在传统社会环境中无立锥之地，这也就成了传统道德家眼中的所谓的“伪道德者”或者是“伪儒商”。事实上，“厚黑学、潜规则”等等流行词语，就是描述的这种非主流的管理逻辑，它的潜台词是：即使一些商业或管理原则是有效的，但只要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显见的道德伦理共识相悖，就必须将之掩藏于看不见的黑暗之处。
在中国，每当出现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时，总是伴随着出现道德堕落、极端自私、拜金主义等等与传统儒家思想背道而驰的所谓丑恶现象出现；而每当出现这样的时刻，“儒商”就总是被再次推出、提倡和推崇，因此，与其说推崇“儒商”是提倡一种正确的商业行为模式，还不说是期待“儒商”承担起恢复传统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重任，更为合适与贴切——这意味着：中国传统商业或企业的宗旨使命，被延伸到了组织内部赢利性的目的之外，承担起了建设社会道德环境和秩序的重大使命。
如果一个企业家带领企业取得巨大商业成就后，却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其努力奉献自己的智慧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就是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在中国发生了，不得不说这是中国传统儒家“国家为大、无私奉献”思想的成果。然而，当这种传统精神和未来信仰逐渐的淡化甚至于消失，那么，就意味着企业家精神动力源泉的消失，事实上，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缺乏私人产权制度和合理的分配机制情况下，依旧无私奉献个人商业智慧，所依赖的是传统商业精神和高度*主义信仰的混合产物，所以，柳传志们常常自嘲自己是中国“最后的、傻乎乎的、不可再生的企业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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