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做过《中国企业家生态警示录》的专题报道，对“转型时期的企业家之死”、“中国企业家非正常死亡”、“中国民营企业家生态现状”等方面均有详细披露，业界反响强烈。而让我们痛心与不安的是，在2005年的头3天，又有赵恩龙、徐凯两位民营企业家以“*”这种极端方式先后结束了他们的生命，再次向我们凸现了民营企业家生态问题的严重性、长期性和复杂性。除了感叹生命(即使是企业家)不能承受之轻，我们还应，或者还能为民营企业家做点什么？《商界名家》认为，民营企业家同样需要“心理扶贫”！
在外人看来，作为民营企业家，理当具备超人的毅力与耐力，或者说，具有常人无法企及的抗压能力。正如赵恩龙、徐凯，一直以来均是以“强者”形象示人，谁能想到，这样的商界名家，在他们年过半百之际，一个跳楼身亡，一个悬梁自尽？赵恩龙、徐凯之死让我们在看到民营企业家资产过亿的荣光的同时，也看到他们被财富驱动的贫苦；在看到民营企业家财富冲浪的辉煌的同时，也看到了他们在生态压力下的痛苦。
其实，民营企业家日益凸现出“双高”人群特征：既是高压人群，又是心理高危人群。
“高压”方面，尽管我国民营经济近年来取得长足的发展，民营企业家的生态相比过去有了明显改善，但这只是纵比，横比就有些差强人意了：首先，民营企业远未取得国企同等待遇的地步，2000年后民企转型，其产业上的过渡缺乏相应配套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支持。国企缺乏企业发展所需资金可以找上级主管部门解决，民企就不可以。其次，在参与国际竞争上，民企也存在许多障碍。locAlHOST如进出口方面，获得经营配额许可证的商品较为困难；对民企在对外投资权以及工程劳务承包权方面还没有放开，致使其“走出去”难有合法渠道。
另外，如赵恩龙、徐凯这种第一代中国民营企业家，普遍起步慢，底子薄，整体素质低，能够崛起实属不易，继续创业力不从心。要学习新的管理知识，要适应新的游戏规则，要寻找企业新的利润增长点，要应对外资企业如狼拥入、全球化竞争风起云涌的业态剧变，他们单就企业生存转型所要承受的压力与挑战都是空前的。
“高危”方面，民营企业家不但要承受远远超过国企老总的来自事业上的心理高压，而且还要遭遇日益多元化下的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所可能造成的心理干扰和破坏。譬如赵恩龙――“当赵恩龙多方筹款并将相应款打入银行后，银行却未能按照约定将钱重新贷给赵恩龙。在多方催逼下，赵恩龙选择了以死了断。”譬如徐凯，有着三次失败的婚姻，私人生活在幸福指数上大打折扣。据调查，87.4%的企业经营者感到“压力很大”，70.5%的人出现“烦燥易怒”，28.6%的出现“挫折感强”，16.5%的人出现过“悲观失望”……
值得指出的，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加剧了民营企业家的心理压力与心理危机。这次的宏观调控，让很多民企失去了方向；在资金、土地等多种生产要素的紧缩情况下面临哈姆雷特式的影响：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赵恩龙之死最关键的原因是当地银行停止对其贷款；徐凯之死尽管解读多多，但也与其资本运作困难、事业受阻不无关联。
西方社会学奠基人之一、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文中指出：“社会生活的内容不能通过纯心理学的因素――人意识的状态来解释……我们必须考察的是社会性质，而不是个人的性质。”赵恩龙、徐凯之死为民营企业家的生态问题再度敲响了警钟。在民营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gdp的60%的今天，民营企业家实际上肩负着发展经济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双重历史使命。有鉴于此，民营企业家的生态问题理当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对民营企业家“心理扶贫”我们义不容辞――
一是行业协会要关心企业家的身心健康。要倡导鼓励民营企业家适时接受心理咨询与心理医治；要组织心理专家与企业家良性互动，要指导企业家积极投入心理自助建设。
二是各级政府要着手研究解决民营企业家生态问题。要注意在宏观调控下主动为民企排忧解难，要加快改善民营企业家的制度建设与相关政策出台，为民营企业家打造“宜企”、“怡企”和“冶企”的平台。
三是民营企业家要居安思危，提升自身心理素质和企业规避风险的能力。如制订企业战略时，要对企业经营环境有清醒的认识，将宏观经济走向和国家经济、产业政策作为最重要的环境因素予以考虑；如企业扩张时要充分考证政策风险、融投资风险，尽可能增加更多的可控成分――要知道，全球寿命最长的民企并非赫赫有名的大企业，而是默默无闻的中小企业；要化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要知道，许多现时的困难到明天就不再是问题。
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类似的对企业家的“心理扶贫”工程在江浙等地已经启动，企业家亚健康现状日益受到关注。在新春最想对民营企业家说：留得青山在，何惧没柴烧！愿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以更稳健的经营步伐，更健康的精神面貌拥抱明天！赵恩龙、徐凯，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