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关于诚信的讨论还是很热烈。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也早已不构成智力上具有挑战性的话题，至少在目前讨论的层次上是这样。可是，又有一些先生们在这个讨论中摆“龙门阵”，做“脱口秀”。我听到的奇怪说法是：诚信或欺诈与道德无关；可以从假冒伪劣中看出经济繁荣的基础来。我本意是不必认真对待这类说法，因为它是表述不严谨的智力语言游戏，说话者自己也未必认真对待。可是，朋友们不想对这种说法置之不理，对也罢，错也罢，还是希望人们议论议论。
道德这个术语在经济学中的确没有得到一个定义，例如，哈耶克对它的定义很宽泛，诺斯对它的理解又比较窄，但一切严谨的经济学家的确都不会说诚信与道德无关。经济学家的确不作“道德文章”，例如，他们大都不会认为单单依靠道德教育就会使社会信用水平提高，也不会把诚信社会与欺诈社会的区别归结为道德水准高低的区别，更不会把自己的研究视角放在对个人道德的研究上。但他们都重视包含诚信内涵的道德范畴在经济历史上的意义。
诺斯把道德作为解释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变量。我以为这种思考是有意义的，只是不大赞成他忽视道德文明本身所受到的制约因素。读历史资料，可以发现恶劣的信用环境会摧毁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经济。北欧经济在一个历史时期非常繁荣，商品的行销范围也很大，但后来遇到了地中海商人的假冒商品的冲击，便衰落下去了。地中海一度便繁荣起来了，但没有一种好的信用制度，它也保不住，也是昙花一现。启蒙运动兴起，资产阶级革命成功，民主制度成功建立，实
际上导致了一场深刻的产权革命，这样才建立起来信用制度，使西欧，后来美国跟上，成为世界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lOcAlHosT我国一些地区，也正在经历着广泛的商业欺诈所引起的痛苦。找不到什么根据，说广泛的欺诈意味着经济的繁荣。
信用本质上是一种产权关系。好的信用关系意味着交易的各方当事人对自己的资源有比较可靠、明晰的权利边界，并且，交易当事人能尊重彼此之间的权利。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进行诈骗，实际上是不尊重、不承认对方的权利。所以，信用制度本质上是产权制度；好的信用制度意味着相对稳定、明晰的产权获得法律的保障。如果一个社会产权不牢靠，权利边界不稳定，甚至会使诈骗也变得合理。借债还钱是信用关系的常例，但在我们这个社会，借债还钱好像是傻帽，“三
角债”普遍存在，到了没有信心解决的地步，本质上是我们的产权关系太混乱，大家认为你的不是你的，而可以是我的；今天是你的，明天就可以是我的。这样一个状态，信用关系怎么可以建立起来？在信用关系混乱的情况下，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会很高，对经济发展是一剂毒药。
道德的教化作用肯定有利于社会诚信关系的建立，从而有利于建立降低社会交易成本，进而有利于经济繁荣。但是，道德的教化作用来得缓慢，它的作用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会与社会经济的正式制度有密切关系。在短期内，制度变革对于较快地建立诚信制度有更大的作用。为这个目标的实现，制度变革任务的核心是政府体制改革。要建立一套制度，让政府在法律上成为公正的化身。政府要制定和完善法律，严加约束自己的官员，并用某种制度来保证这种约束的有效
性。
最近还有人批评商家建立关于不诚实客户记录（“黑名单”）的做法，说这是侵犯“人权”，我以为说重了。商家的行为意在对不讲信誉人给予惩罚，使自己的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得以降低，提高自己的经营效益。这无可厚非。我们讲自由，但不允许哪一个人为了自己的自由损害别人的自由。一个人借了别人的钱不还，自己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我看把他列入黑名单不算侵犯他的权利。这方面的事情要规范，要防止冤枉“好人”，要奉行一种“宁可放走10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的原则。每个部门如果根据自己的资料建立“黑名单”，应该是允许的，只要它不向社会上公布，也不把自己的资料作为商品出卖给他。但这也不能成为欺诈的保护原则。商家可以通过合法渠道将欺诈者暴露于社会。经济纠纷一旦诉诸法律，信息就应公开，因为诉讼程序会给当事人以充分申诉权利的机会，法律的判决应有公信力。要建立个人或家庭破产制度，提高法人破产相关法律落实的水平。对于破产者，他的生活方式要通过法律加以约束。要用这个制度防止“杨白劳”压迫“黄世仁”的事情发生（当然“黄世仁”也不能压迫杨白劳）。
整个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意识还很脆弱，至于哈耶克那样的市场经济哲学更是不容易觅到踪影，倒是各种狂妄思想越来越泛滥成灾。这种情况下，悉心呵护初步发育的国民的市场经济理性，而不是去随意地撩拨它，应该是中国经济学家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