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文化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企业文化的中国化。胡平在《企业文化》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中国的企业文化在与国际交流中最有生命力的还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那部分。要想发展、繁荣中国的企业文化，一方面要吸收国内外企业文化的优秀部分；另一方面要把我们好的传统继承下来，在融合的过程中创新，实现两种文化的对接和超越。”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哲学方面，存在一些差别。比如，英美国家的企业比较强调“理性”管理，注重规章制度、管理组织结构、契约、个人奋斗、竞争等的作用。而东方的企业则更强调“人性”的管理，如强调人际关系、资历、群体意识、忠诚、合作等的作用。换句话说，在是以理性为本，还是以情感为本；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的问题上，英美企业管理和东亚企业管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企业管理模式。这两种管理模式虽然也互相借鉴，取长补短，但是由于母体文化不同，它们不可能完全趋同。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东亚企业管理模式的影响越来越大。日本的企业正是在坚持其固有的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创造了一种崭新的企业管理模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传统的东西是一种永恒的东西。从经济的角度说，每一个时代都必然要遇到前人留给他们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如果我们扩展一下就会发现，每一代人除了必然遇到前一代人留给他们的经济因素，而且还会遇到*的、观念的、行为的、生活的等各种因素，这些因素的综合就是传统。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承认，人们总是生活在传统中。lOCALhost“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除去其个体的特性的差异之外，都是对他们出生前人们就一直在做、一直在想的事情的近似的重复。”希尔斯讲：“无论一代人多么有才干，多么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无论他们在多大的规模上表现得多么轻率冒失和反社会道德，他们也只是创造了他们所使用的和构成的这一代的很小的一部分东西。”虽然转型时期和知识经济时代给人类的创造力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个人的作用也因社会系统处于分叉阶段而随之增大，但是，我们还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不能高估了包括我们在内的任何一代人的创造力，不能低估了传统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永恒性和惯性。
传统是历史长期的积淀，是一个民族宝贵经验的结晶，是一笔十分丰厚的资源，是转型社会进一步发展和创造的基础。任何发展都是在一定基础上的发展，任何创造都是在特定前提下的创造。“人的创造力很有限，而真正的创造又需要靠传统的构架才能进行，于是，当各种权威发生危机而解体时，个人所依据做决定与创造的资源就少了，因此，独立判断力便逐渐萎缩。”转型社会是需要巨大创造力的社会，传统提供的创造资源，正是人们建设有民族特色的市场经济社会的宝贵财富。日本民族把他们传统的东西融合进现代社会，建立了日本特色的市场经济社会的实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社会，也应当充分利用自己民族优秀的传统资源。对此，中国的学术界已有深刻的见解，认为中国思想家们的文化创造离不开自己的传统。
文化学者庞朴早在八十年代末就谈到过文化继承问题，他说：“我们政府提了一个口号：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所谓‘有中国特色’，是说不可能在一个空白的大地上建设一个抽象的现代化国家。现代化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中国10亿人口中实行的，不管怎样要具有中国特色，而且要一定具有中国特色。”庞朴说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饱含着深厚的激励我们去建设奋斗的精神力量与道德基础。他举了一个胡适的例子：“譬如说胡适，……他提倡全盘西化，认为中国传统一概要不得，但是他却做过一首非常有趣的诗，这首诗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识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弃。’‘知其不可而为主，亦不知老之将至’，这两句都是孔子的话。第一句是强调一种道德力量，一种意志，这就是‘人文主义’中的优点部分。第二句话‘亦不知老之将至’，是说为理想、目标去奋斗，奋斗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老之将至’，这是一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像胡适这样一个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也认为中国文化在解决人的理想世界、人的内心世界上有很多好的东西。……西方大机器的发展，使得人的内心世界空虚。因此，西方就有人提出要来东方找寻些什么东西。东方、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所包含的关于人的
理解、人的内心世界的这样一些东西，对于弥补西方，或者说对于我们未来还是很值得保留的。我们不要忘记传统中不足的部分，但是也不要把传统中的好的东西一概扔掉。”历史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全面的过程，既体现了学习西方对于我们有用的东西，又继承了传统里面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韩国学者李文永也在《〈论语·孟子〉和行政学》一书中，深刻地阐释了对传统的理解：“一个民族也是这样，继承了过去优秀的东西的百姓要比不懂得继承的百姓更成功。举例说，日本把《论语》、《孟子》作为古训保存下来，保持着温和的官僚机构文化，并将它运用于企业经营，实现了经济发展。”
现代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认为：对于传统文化，可以利用它而不要改变它。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变企业文化成为一种管理时尚。许多企业的确需要改变其根深蒂固的行为习惯。但是，杜拉克认为，改变企业的某些不良行为，似乎与改变一种传统文化无直接关系。他的观点是，传统文化可以保持，而通过具体行为方式的改革，即可改变不良习惯。他以日本、德国为例说，在20世纪40年代，日本及德国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失败，他们的价值观、社会制度以及他们的文化都蒙受了耻辱。但现在的日本和德国在文化上依旧明显是日本式的和德国式的，不论这种行为或那种行为是如何的不一样，事实上，行为的改变只有在现存“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他说：“日本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它是所有非西方国家中唯一成为现代社会的国家。这是由于在100多年以前，它的改革者就有意识地使新的‘西方化’行为建立在日本的价值观及传统的日本文化的基础之上。现代的日本企业及大学在形式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但它们只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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