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文化开始成为公认的管理学概念，并在国内外管理学著作中得到了普遍使用和反复论述。企业文化被提到了管理理论的重要位置。而且，随着社会经济逐步走向“文化化”的趋势，对于一个成熟企业而言，作为贯穿企业生产管理、技术创新等过程的精神力量，企业文化将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表现。也正因为如此，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和探讨更加深入。但是综观这些理论和实践上的研究，关于企业文化的功能和个体文化研究比较多，对于本文所分析和探讨的优秀企业文化所要包含的共有内涵相对较少。
一、社会文化
企业文化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于经营者的哲学观和文化素养，但经营者本人以及被经营企业都只是社会的一分子，无论是个人的价值观还是企业的价值取舍都只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反映，是社会千资百态的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虽然，我们并不否认个人及企业个体文化中的理性色彩。但是，企业文化如果背离了社会所尊崇的文化，只会被整个社会抛弃。千资百态的民族文化是企业文化的基础和先导，具有世界通约性的道德规范，都是不可违背的。
1.民族传统
文化以民族文化为基础。但凡文化，总是离不开传统，不能一提企业，想到的就西方经济学和和哲学思想，是外国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年灿烂历史的悠久民族，传统文化对人们思维意识的影响力十分巨大，并在一定的时空点起最后的决定作用。现在，有一种非常危险的观念----文化再造。文化再造的出发点是认为我国的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要求的伦理道德基础相悖。LocalhOst这种观点认为，为了实现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顺利发展，必须重新构造我国的文化。并且形成以经过整合的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基础。从现实情况来看，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文化紧随着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似乎也改变了我们原有的部分思维方式。但是，仅以此推断传统文化正在走向死亡是一种谬误。
文化是一种自生秩序，它是在人类长期的适应、调整、选择过程中的行为结果。这个过程是一个历史的演进，它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感官知觉和理性所能及的范围。人类的文化并不象17世纪的笛卡儿所领导的“构造主义”思潮所论述的那样可构造。在人类的理性和文化之间，不是人类凭借着天赋的理性去设计文化制度，去指导文化的发展方向，而只能批判继承地对文化做局部的修改、改良。社会文化是相对稳定的，特别在人类经历几千年文明史的今天，其中恒定的比重更大。
今天，伴随着国外产品和企业的涌入引起的人们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抛弃，而只是修正。在事实上也不能成功。以跨国企业文化管理的模式为例。一般而言，跨国企业文化管理策略大致可以分为：本土化、文化移植、文化嫁接和多向交叉四种。这四种策略当中，除文化移植策略之外，都有尊重和融会子公司作在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随着时代的推移，完全忽略民族文化影响的文化移植策略的已日渐衰微。美国麦当劳公司曾经是采用文化移植策略最为著名的代表，但他现在开始在台湾买饭食、在大陆的部分城市也开始买中餐。从表象上看，这只是经营范围的扩大，但更深层次上是麦当劳公司对自己企业文化的修正，即融会民族文化。
我们不能把麦当劳的文化战略的改变归因为民族文化的阻碍，与之相反地说明民族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位居“上市公司最值得信赖股票”榜首的北京同仁堂的企业精神“同仁修德，济世养生”，以儒家文化的核心——“仁”为核心概念。又如，中国航空业发展最快的海南航空公司，其企业标志以“生生不息”为创意，“生生”是佛家的本初理念。这些事例从正反两面证明：民族传统或民族文化是每一个企业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民族文化的协调和统一，是企业文化的协调属性的体现之一。
2.诚信
经济从本质上将是一种信用经济。而信用是一个需要引入法律的道德概念。也就是说，对于具有普遍推广的一致性和持续性，来源于理性人的自由意志的道德的尊重，是经济的本质的要求，也自然是优秀的企业文化的共性之一。在《财富》100强中，55%的公司声称“诚信”是他们的核心价值观。经过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练，整个人类社会关于道德和伦理的思索，对于行为的正当性的判断已经取得高度的相似和一致。孔子的“天下归仁”与耶酥的“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应该这样待人”隐含的真善美是一致的，孔子所说的君子之道与耶酥所说的我们心目中的上帝实际上也是同一个东西——人的公正的灵魂。也就是说，公理道德具有世界的普遍一致性。作为企业运行所必须的一种重要的新型资本形态，道德对于企业而言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一个企业精神财富。是企业在时常竞争中可以凭借而获胜所必须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外的第三种资本。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对公理道德的尊重已经构成企业的生命线的一个重要部分。
巴纳德认为，一个组织的首要目标是生存。由于市场经济的残酷、信息的不对称和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不完善，给生存压力下的企业提供了动机又提供了可能性。现实世界中，也的确可以看到因为破坏规则而做大做强的企业。对于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这样的事例还要多。或许人们从这些现象上看到了破坏道德而不遭受惩罚的可能性甚至获得成功必要性。但事实上这只是权宜之计，这样的企业并不能真正地做大，它会在某一天轰然倒塌。文化作为经济运行的最终裁判，并不允许有违背道德原则的经济形态的存在。或许不遵从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的企业文化并不会对企业造成巨大的破坏，甚至会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但是，破坏道德秩序带给企业的隐性打击，其力度绝对是毁灭性的。南京“冠生园”以霉变的月饼加工新月饼销售，曾经辉煌了那么7、8年，但最终它破产了。改革开放之初，大量的“皮包公司”在短暂的疯狂后迅速销声匿迹。而超越法律的对道德的尊重，则往往会带来额外的收获。史玉柱在巨人集团破产后，法律上对以前的债务宣告结束了，但他依然坚持履行在道德上应该旅行的义务，并对所有的债务一一还清，这也才有他今日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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