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年金管理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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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年金不管是管理人选择还是支出方式的调整都要比法定养老基金灵活得多,其投资范围甚至可以涉及到不动产市场和产业资本市场,以此更好地分散风险。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研究,将以投资于固定收益为主的法定养老基金和以投资于证券市场为主的企业年金组合起来,对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是有帮助的。这里,我们引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allen教授和纽约大学的gale教授发表的“代际间平滑模型”来解释上述论点。 尽管有关分散化投资和结构性的风险分担理论大行其道,但是它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如何对付系统性风险。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今天,各国金融市场的相关性极大(在萧条时尤其如此),这使得全球性的组合投资在对付系统性风险方面的价值大打折扣。(剖析主流资金真实目的,发现最佳获利机会!) allen和gale教授则提出:在一个给定的时点上不能通过分散化投资来规避的系统性风险可以通过代际间的平滑来消弭,从而大大舒缓了系统性风险爆发时对个体福利的冲击。他们提出了两种套期策略:一种是将时点风险在代际间平滑,即将某代人承受的风险分散到许多代人当中;另一种策略是建立储存机制,用储存起来的福利存量来削平系统性风险爆发时不同时代社会福利的峰和谷,从而使整个社会达到福利效用的最大化,即帕累托最优。 这一理论已经被西方国家所广泛接受。比如在英国的基金市场上,3年以下的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3-5年的投资基金在货币和资本市场上进行组合投资,而5年以上的基金才主要投资于资本市场。另外,为了鼓励企业养老年金市场的发展,政府在税收方面还提供了特别优惠的政策,投资于年金的个人最多可以获得相当于纳税税基40%的所得税豁免。lOcALhOst在各种鼓励政策的指引下,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在西方国家,企业年金的规模已经非常庞大,有些年金的资产规模比许多国家的gdp总额还要大,真正是“富可敌国”。 与中国实践相结合 但是,上述理论在中国的实施必须经过适当的修正,其表面的原因来自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而根本原因由是由于我国目前不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考察公司治理结构的方法很多,本文仅以下列五个方面简单论述: 董事会 董事会从理论上讲是投资者控制公司经理层从而保障他们利益的第一渠道。在西方,怎样在董事会和ceo之间进行权力平衡以达到最佳的结构仍然有争议。在国内,因为相当多的上市公司是从母公司剥离出来包装上市的,董事会完全被母公司操控的现象十分普遍,大股东为了自身的利益侵害上市公司的事件层出不穷。另外,某些国有股隶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多头领导的结果是上市公司完全被公司内部管理人所操纵。 当然,这种情况目前已有所改变,一方面证监会从外部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另一方面,成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将国有股集中统一管理,也有利于解决多头领导的问题。 激励机制 jensen和murphy在1990年的实证研究证实,美国的ceo在公司市值每提高1000美元时平均可获得3美元的奖赏,即使这样,他们的结论仍然认为这样的相关性太弱了。在中国,上市公司已普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出台了各种激励管理层的措施,包括一度红火但被证监会叫停的上市公司mbo计划。不过,国有股法人股不能流通的问题直接影响到上市公司利用认股权证等期权激励手段来完善管理层激励机制。 市场控制 manne在1965年就提出,活跃的市场并购机制尤其是敌意收购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保持高效率的必要保障之一。它从公司外部对经营管理层保持压力,使之努力工作,否则,一旦公司经营不善,管理层可能因公司被并购而丢掉饭碗。1995年在美国市场的所有并购案例,敌意收购占17.8%,而在英国则占37.1%。 在中国,对上市公司的敌意收购至今尚无成功的案例,有两个主要原因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第一是国有股、法人股平均占总股份的60%以上,第一控股股东平均占总股份44.9%,并且这些股份不能流通;第二是法制不健全,这一点在方正科技的控股之争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并购市场的不发达,导致从理论上讲对上市公司价值评估中的许多模型诸如fcff、fcfe和apv等不能合理地使用,降低了公司的价值。 负债压力 在西方国家,公司负债对公司治理机制的作用一般被放在较次要的地位,原因是它们的公司主要依靠内部留成资金来扩大再生产,但在中国,情况恰好相反,由于资本原始积累时间短和外部竞争压力引致的对市场份额高度追求的动机,国内公司的负债比率相对较高,而且,容易到手的资金往往被滥用,据国家信息统计局2001年统计,大部分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在资产赢利率、资金周转率等方面存在下降而在管理费用方面大幅上升。 市场竞争 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市场竞争的压力对克服存在于公司拥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代理人问题是有帮助的。这一点在中国已得到强有力的证明。我们目前比较有竞争优势的行业恰恰是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比如通讯产业、家用电器和部分it产业等。而我们至今落后的产业又恰恰是我国长期“保护”的产业,最典型的如汽车工业。 总之,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的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改善的前景:在外部,有法制的不断完善,监管的更加到位,国有股的退出以及可能的股份全流通等;在内部,有激励机制的完善,负债和竞争的压力等。这些都有助于上市公司改善治理结构,尽管目前在中国股市的投资回报还不理想,但前景是非常光明的。认为中国股市是*场的论点是有些偏激的,实际上,除了收益率比较低,中国股市的风险并不比英美等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风险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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