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经多方努力，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已经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制度建设也在不断的完善，取得了许多阶段性成果。然而，腐败问题还没有根本好转，反腐倡廉工作仍然任重道远。为此，笔者提出下列八条建议，希望能够得到社会的重视。

一、重视立法腐败

所谓立法腐败就是利用自己掌握的立法权和准立法权

，以立法的形式谋取不正当的地方、部门、小团体甚至个人利益。利用立法搞腐败的人，看起来都是严格依照规定办事的，是公正无私的，但是他们所依照的规定本身却大有问题。立法腐败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立法程序不够严格。因此，要防止立法腐败，就必须进一步完善立法程序，尤其要加强对地方立法和部门立法的监督。

立法腐败是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甚至没有立法权的人也利用立法搞腐败。据报道，吉林省白山市政协副主席李铁成在任靖宇县县委书记期间，就是靠立法谋取贿赂的。只要某个干部行贿达到一定的数额，李铁成就会以这个干部的实际情况为标准重新立法，即重新制定提拔任用干部的条件，包括年龄、学历、性别、资历、工龄、业绩，等等，然后严格执行自己制定的新法律。根据宪法、组织法和立法法的规定，除了自治县以外，一般的县是没有立法权的。没有立法权而立法，就是非法立法。这种非法立法的问题现在普遍存在，如果不下大力气予以禁止的话，对于反腐倡廉是极端不利的。

二、完善上访制度

上访是民众公开向上级领导机关反映问题、提出建议和意见、提起告诉和检举的一种重要形式。WWW.YbAsk.COM民众上访，无论是个人上访还是集体上访，大多与腐败有关。

上访其实就是公开的举报，有利于暴露问题和解决问题，有利于防止社会矛盾的激化，有利于安定团结。上访也是民众对上级党政领导表示信任的一种表现，有利于密切高层领导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因此，以稳定和发展为由阻止甚至打击民众上访是说不通的。

上访是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阻止甚至打击民众上访就是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腐败的表现。这种政治腐败的背后，可能就隐藏着立法腐败、行政腐败和司法腐败等等问题。

为了保证民众的上访权利，也为了反腐倡廉，应当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上访法》，具体规定公民上访的程序、条件以及国家机关处理上访事项的职责和程序。笔者建议《上访法》规定：凡是有100名党员参与或者10名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参与的上访，党的总书记应当接待，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应当立案；凡是有10名以上律师参与的上访，最高人民检察院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应当立案调查；凡是有100名以上律师参与或者有30名全国人大代表参与的上访，国家主席应当接待，全国人大应当立案调查。

三、开辟监督新渠道

有民谣说：“同级的监督太空，上级的监督太远，司法监督太迟，报刊的监督太死，民众的监督太软。”正因为有这五个“太”的存在，所以对主要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十份微弱，导致腐败愈演愈烈。

解决监督不力的问题，最终要靠民主和法治。但是，健全民主和法治还是一个比较遥远的目标。在目前体制下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一个可行、易行的办法，就是充分利用网络舆论。

孙志刚案件正是因为网络舆论的推动，才获得了比较公正的、理想的解决。刘涌死刑改判死缓的案件，已经引起最高司法当局的重视，这也正是网络舆论推动的结果。对网络管理太死，不仅不利于民主法治的建设，也不利于网络经济的发展。网络管理制度应当适应网络的特点，不能将网络等同于政府的机关刊物。应当允许公民在网上揭露和批评各种腐败问题，国家检察机关、政府监察部门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则应当充分利用网络发现腐败线索，查处腐败问题。

四、不用死刑

减少死刑，以至于废除死刑是世界潮流。我国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要求成员国逐步废除死刑。多用死刑，弊大利小。从反腐倡廉的角度看，死刑更是弊多利少。所谓利，主要的是让老百姓感到出了一口气。至于死刑的震慑作用，那其实很小很小的，“官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贪官最怕的是丢官破财，那么以“丢官破财”“畏之”就足够了。动用死刑则过犹不及。毛泽东说：“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反腐败也是如此：“反腐败要有证据。这个腐败分子常常就是那个腐败分子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腐败，而不利于反腐败。”

因此，笔者建议，为了反腐倡廉，对于腐败分子，只要没有血案，就不要动用死刑。

五、提高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期

现行刑法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期只有五年，和贪污受贿罪可判无期徒刑和死刑的规定相比，显然太轻，这对于反腐败是极端不利的。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假如我受贿1000万，说明来源，承认受贿，可能判死刑，算上“坦白从宽”也可能判无期徒刑；如果我拒绝说明来源，至多判五年；显然是不说明来源大大有

利，我为何要说明来源呢？所以，被查处的贪官都不愿意说明财产来源，致使许多行贿犯罪分子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就不利于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太轻，往往还会诱发刑讯逼供。面对已经被查封的、来源不明的贪官们的巨额财产，有些办案人员出于对“罪大而刑轻”的不满，出于应当严惩贪官的义愤，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搞刑讯逼供，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然而，刑讯逼供本身也是一种司法腐败，往往会糟踏反腐败工作的名声，引起社会舆论对贪官的同情，对反腐败工作是极端不利的。

所以笔者建议，修改刑法有关条款，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使之高于贪污受贿罪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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