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突出表现在以下三方面。①国际新闻。随着全球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地区、行业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国际情况的变动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许多个人与团体。我国目前外贸生产总值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以上，这说明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程度已非常之高，国际形势的变化必然为许多行业、机构或个人所关注。因此必须加大国际重大事件报道的数量和深度。报纸不仅应该及时、准确地传达这方面的情况，更应着力分析世界形势变动对中国的意义与实际影响。②国家政策。现在报业存在着一种误解，即党和政府的政策由媒介传播是一种宣传任务，为了让读者接受，甚至有“硬新闻软包装”之说。这种做法对大众化通俗报纸来讲或许是恰当的，但从根本上讲，硬新闻之所以能吸引读者，关键在于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而国家的政策中的许多都与读者利益有关，尤其是利益集团的决策者。所以，国家政策实际上是信息含量大的硬新闻，有着巨大的需求量。目前此类新闻报道的缺陷在于很少读者角度考虑，内容流于空泛，与读者需要脱节。比如此次中央银行改制、引起金融界、企业界极大关注。如能从这类读者的需要出发，对这一信息进行多层次的深度开掘，就能充分满足读者需要。③宏观经济形势。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一场、某一产品的经济报道显然已不能适应读者需求。一个企业的经营与宏观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企业经营者们除了动态经济信息之外，也需要对宏观或中观经济形势作分析与预测的报道。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成熟，经营者市场意识的提高，此种类型的新闻报道将有更大发展空间，这类非事件性的报道也是报纸所长。

信息发布需要进一步透明和公平。一个有序的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机会平等和竞争公平原则之上。多元经济尤其需要坚持机会平等、竞争公平的原则，以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信息发布的透明和公平是这一原则的题中之义。在所有国家中，政府都是最主要的信息来源，政府的决策是企业决策最重要的信息。像银行利率、政府定价、产品价格的调整、证券市场新规则的颁布、产业结构调整的意向、重大人事变动等等，无不关系到各行各业、各企事业以致每个人的投资风险。在计划经济年代，一些重大事件总是先内部后外部，层层开会传达下来：有些文件则只发到省军级或县团级，不再往下传达。在计划经济年代，这无可厚非。但在多元经济结构的市场经济下，这样的信息发布模式显然使有些企业（主要是大公司）处于捷足先登的有利态势，而有些企业则处于明显劣势。如有些重大新闻，国外媒体已大量报道，国内受众好蒙在鼓里，必然使国内企业在与外国企业竞争中处于被动。最明显的例子是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海外大大小小企业闻风而动，纷纷抢滩大陆沿海开放城市，占尽便宜。等到国内企业反应过来，已晚了一、两个月。在时间就是金钱、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市场竞争中，国内企业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所以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凡是涉及到企事业决策的政府重大信息，都应该公开、公平地通过大众传媒公布。党、政府、军队的机密当然不在此列。

阐述新闻意义。从结构主义哲学观出发，单个的事实脱离了与其他事实的联系就丧失了任何意义，脱离了整体的局部没有存在的价值。这对新闻学有很大启发意义。传媒在报道单个事实的基础上应努力阐发新闻事实的前因后果，即新闻的意义。读者对事实的了解不限于发生了什么，还包括为什么发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一般读者受自身条件局限不可能对新闻的前因后果有清楚、深入的认识，这是传媒必须承担的责任。它应该将表面看来零散、无序的大量信息理出头绪，建立起合乎逻辑的科学联系，便于人们理清思路，趋利避害，尽可能回避风险。对于外界的任何变动，趋利避害是企业的本能反应，既然市场经济承认并保护不同的利益集团，那么，外界的变动，包括国家重大政策的调整，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变化，将对不同利益集团带来不同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有时企业决策者并没有意识到。请不要忘记，我国的许多企业，尤其是私营的、个体的、乡镇股份合作制企业领导人，文化程度并不高，把握时局的能力和应变能力并不强，更需要新闻媒介对重大新闻将会产生的意义（影响）作具体的阐述。这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闻指导性。可惜，我们现在这样的指导是太少太少。现在的受众是否还需要媒介的指导？回答是肯定的。读者对报纸的某些指导性新闻有时会产生反感，主要是其内容、方式脱离读者需要，而非指导性本身不合时宜。放弃指导性就等于丧失思想性，党报的权威也就无从谈起。而在目前阶段，通过传媒接受指导也是读者的切实需要，所以党报要大力加强指导性。

所有制变革对中国新闻业形成了强大冲击，同时也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发展空间与机会。传媒从业者应该清醒地认识社会条件的变动对新闻业产生的影响，把握机遇，积极应对，促进中国新闻业的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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