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问题已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一般认为,全球化是指人类不断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和达成更多共识与行为的过程。[1]全球化是个多维度、多层次的过程,这不仅指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社会全球化等领域的全球化,还指参与全球化主体的多元化。全球化本质上
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它包括一体化趋势与分裂化倾向、单一化与多样化、集中化与分散化、国际化与本土化等一系列悖论。可以说,全球化进程是一个统一与多样、合作与冲突并存的过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当今世界两大主要对立的社会形态,全球化的客观进程无疑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赋予了新的形式和内容。本文所说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意涵是指两种不同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两种不同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对于推动和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社会形态的对立性
自1917年十月革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以来,在90多年的时间里,出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形态在全球并存的状态。社会形态是指与一定生产力相适应、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有机体。不同的社会形态有其不同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同的社会形态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替代物,两者分别代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对根本对立的阶级的利益。因此,从社会形态的角度看,这一对立关系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以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取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以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的私有制。LoCALhOST实现政治统治和经济基础上的双重革命,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对立的目的所在。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所体现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分离乃至对抗的主要因素。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自身利益,总是力图瓦解、铲除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为巩固和发展新生社会制度而与资本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冷战时期,两者就形成了两大关系、两个阵营、两大军事经济集团对峙的“并存—对抗”的世界格局。所谓“并存—对抗”是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承认既有社会形态的前提下,双方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相对封闭与对立,两者之间构成一个平行的世界格局。这种世界格局直接导致了越南战争、朝鲜战争的爆发,给世界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联系的日益密切,两者的斗争形式变得更加复杂化、多样化,更具有隐蔽性、模糊性。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仗自己在全球经济、科技上的优势,在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颠覆、演变社会主义国家,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的“苏东剧变”使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典型事件。在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信息技术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宣传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攻击和歪曲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政体和政党制度,鼓吹和传播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党制、人权人道化、民主自治化。尤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近年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国际互联网等手段向社会主义国家输出其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乃至腐朽的文化方式和生活方式。不管资本主义国家对抗手段和形式如何变化,其根本目的是要把社会主义纳入到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成为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重新实现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2]因此,在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斗争根本不可能消除,相反,这种对立和斗争将更为复杂、多样。
二、社会发展因素的互补性
国际经济的普遍联系使各国在经济发展、技术合作、资源开发利用等各个方面的相互依存和依赖性日益加强,在经济利益上产生了更多的共同点、互补点。大国之间军事、政治的对立已不是获取和维护经济利益的有效手段,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已不是冷战时期形成的“并存—对抗”格局,而更多的是“共处—竞争”格局。所谓“共处—竞争”是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再是相互封闭、封锁、孤立、平行共存的情形,而是相互开放、交流、交叉共存。正因如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尽管在基本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有着本质区别,但从维护各自社会制度的存在,保证其处于良好运作状态这一层面上看,两者都相互吸收着对方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积极因素,以便在经济竞争中显示各自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这意义上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是可以相通的,具有互补性的特点。这是因
为:
第一,从生产力发展这一层面上看,社会生产力具有历史的继承性。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它既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又是对资本主义的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曾在19世纪70年代在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相关论述中表达了一个重要信息:社会主义在物质层面上必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顶点上,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必
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发展是社会主义建立的前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深层的联系就是社会化生产力,在这一层面上,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具有直接的继承性。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经济发展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社会制度上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但生产力是不可逾越的,经济因素是进行政治斗争的物质前提,因此,社会主义要在斗争中“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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