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在贫困地区屡有发生，不仅破坏了社会稳定，而且影响了党和政府与群众的鱼水关系。因此，认真分析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积极寻找遏制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有效办法，既是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需要，更是巩固党和政府执政地位的需要。随着当前金融危机的蔓延，全球性经济衰退对我国特别是对贫困地区的负面效应将进一步显现，在这一背景下，探索贫困地区群体性事件高发原因及应对措施，尤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原因分析

1、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保民生保稳定压力突出，化解矛盾缺乏有效手段和回旋余地。经济发展是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从目前各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来看，其矛盾根源大多数都是关系民生的经济问题，最终还是要靠经济手段来解决。如湖南省近几年来县以上党政机关每年受理的30万件（次）群众信访案件，其中60%都是要求解决诸如工资、福利、解困、征地等经济民生问题。相对发达地区，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群众基本生存的压力较大，承受经济风险的物质能力和心理素质较低，当个人现实利益受到侵犯、生存问题遭遇挑战时，更容易采取极端手段，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发生的湖南吉首“9.3”非法集资事件、江西铜鼓县“10.24”山林纠纷事件等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其根源都在于触及到了底层民众的基本生存底线。另一方面，由于经济贫困导致的财力匮乏，贫困地区所掌握的社会资源较少，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有限，对困难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无能为力或力不从心，难以妥善地化解矛盾或满足弱势群体的正当诉求，从而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2、经济社会发展处于转型的关键阶段，新旧思想观念激烈碰撞，矛盾问题集中凸现。locaLHOST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经济体制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动，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新的矛盾不断出现，深层次矛盾不断显现。贫困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较差，民众特别是底层弱势民众对利益关系的调整更为敏感，对这种利益调整变化导致的诸如企业职工下岗失业、农民负担沉重或土地被征用生活困难、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改革发展的阵痛较发达地区民众更难以适应和承受，一些人难免心理失衡，产生对立情绪，引发群体性事件。另一方面，当前，中国社会体制处于由传统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轨阶段，新旧体制机制和思想观念碰撞激烈，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并未完全从以前的旧模式和旧体制的禁锢中解脱出来。从政府和干部方面来看，法制型政府建设滞后，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不强，对保障群众利益、实现社会公平、加强与群众和社会组织的沟通协调、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重视不够，片面强调绩效、强调管理者权威、忽视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内在关联等问题较为普遍。从民众来看，其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与法治社会的要求同样不相适应，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价值评判体系和行为方式仍然有相当的影响力，特别是平均主义、“政府包揽一切”等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导致他们常常以偏激的眼光审视发展中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习惯有问题找政府，习惯以运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

3、群众思想认识水平较低，政治参与能力较差，法制观念淡薄。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教育文化水平较低、历史文化积淀较深的影响，贫困地区不少群众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仍沿袭了小农经济形态下的自然规范和传统准则，重传统礼俗和族规家法、轻国家法律和规章制度的思想较为严重，不习惯、不善于用法律武器维护权益、化解矛盾纠纷，往往一碰到问题就想到通过上访、闹事等简单的方式来解决。由于缺少法律意识的约束，一些群众在发生矛盾纠纷而又难以及时妥善解决时，往往凭意气用事，动辄以群体暴力等极端手段解决问题。除了普遍的法制意识不强外，贫困地区部分群众普遍存在以下几种与现代法制精神相悖、容易导致群体性事件的错误思想认识。一是“法不责众”心理。虽然认识到闹事是违法的，但认为参与的人多了，民意难违，众怒难犯，政府就不会追究或不敢追究责任。这种心态在贫困地区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如在湘西吉首地区因非法集资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中，上万群众参与围堵政府、阻塞铁路和公路交通，不少人就是抱着“大家都参与了，政府能拿我怎么办”的心态，导致事态升级扩大。二是“信闹不信法”的心理。认为“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企图通过扩大事态、给领导施加压力、引起社会重视的办法获得问题的解决。尤其是现实生活中往往出现一旦把事情闹大了，问题就马上得到解决的事例，更使一些群众把“闹”视为解决诉求的法宝，有意制造群体性事件。云南孟连警民冲突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立即研究制定了孟连县橡胶产业利益调整方案；重庆出租车罢运后，50元“份儿钱”被减免，负责交通的官员受到处分。这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助长了群众“信闹不信法”的心理。三是“借机泄愤”心态。一些群众与最初引发事件的原因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但由于对现实生活中各种社会不合理现象的不满，转而借参与打砸抢烧等过激行动以发泄不满。如瓮安事件中，绝大多数参与者与女学生之死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他们参与事件的目的主要是借题发挥，宣泄他们对社会不公正、政治不清明的强烈不满。

4、基层组织社会控

制弱化、宗族和邪恶势力抬头。综观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不同社会控制力量的消长导致的社会权威结构的失衡，是贫困地区群体性事件高发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一是基层组织的控制弱化。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农业税等的取消、县级集体和国营企业的大量关停转制，基层组织对农民和原城镇企业职工的行政控制严重弱化，加上一些地方腐败和社会不公正现象突出，基层组织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教育作用大大减弱，基层政权权威明显下降。因此，当底层单个社会成员在切身利益受到损坏或遭受侵害时，其目光自然会投向国家权威。由于单个力量的薄弱，他们就会以群体性行为的方式对抗基层政权，争取国家权威的重视和干预。二是宗法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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