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时代，巨大数量的、自己无力组织起来的小农，陷入贫困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唯一的解决方案，是让农民脱离耕地，变成城市人，变乡村中国为城市中国。 中国农民的贫穷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农民的劳动时间比城里人少得多，收入也就大大低于城里人；第二，教育水平远远低于城市人，工作机会也就比较少；第三，缺少现代基础设施，卫生、居住、饮水、道路、通讯等方面的条件也就远比城里人恶劣。 中国农民为什么穷？原因有三：一是人均耕地面积小，二是小农强烈的自私性或者反“社会”性，三是小农体制与国内外的市场机制不兼容。这些原因被一些学者、官员和记者遗忘了，他们开出不对病症的药方，以推动“基层民主”来解决9亿人的贫困问题。可是“选票”能填饱农民的肚皮吗？ 制度迷信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制度决定论，认为上层建筑能够决定经济基础。今天的中国农村要解决的不是“专制”问题，更不是靠“海选”来完成。脱离贫困，走向共同富裕，是衡量农村进步的唯一标尺。大搞“海选”而不去组织农民建设家园，是中国农村政策的一大误区。 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小，是因为农民太多 人均耕地面积小是中国农民贫穷最基本的原因。中国9亿农村人，其中5亿是农业劳动者，拥有不到20亿亩耕地。即便按20亿亩计算，5亿农业劳动力人均只耕作4亩地。靠耕作4亩地养活一家四口人，怎么可能不穷呢？4亩地是0.6英亩，略大于美国一个普通人家房屋的占地面积。中国南方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大概只有1亩，也就是0.16英亩，和美国人家的后院差不多大。如此的“袖珍家庭农场”数以亿计，其中任何一个都无法摆脱贫困，哪怕是种海洛因也不可能“致富”。lOCALhoST无论*制度多么高明，哪有美国人家靠在后院里耕种“致富”的呢？ 相对于要养活的总人口，中国的耕地总面积并不太小，而是农民太多，农村人口太庞大。在现代农业技术条件下，中国纬度和灌溉条件下的20亿亩耕地，养活15亿人绰绰有余。如果连以色列和日本都能拥有可以养活自己的农业，辽阔的中国怎么可能养不活自己呢？在多数发达国家，若每个居民有1亩耕地来养活，已经够得上奢侈了。美洲和澳洲固然有大量可耕地，但那里农民的任务不是养活本国人，他们的问题是向外国卖粮难。自1987年到2002年，中国农民的“卖粮难”也持续了15年。到后年，也就是2006年，中国很可能再次重现卖粮难。 中国国土辽阔，气候温润，河网密布，土地肥沃，是世界上最适合农耕的地方，也是农耕知识最早进入成熟阶段的地方。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巨大数量的农村人口，造就了自由小农中国，也造就了独特的乡村中国。清朝初年中国人口才1亿，清末便达到4.5亿，不过百年又达到13亿。今天的9亿农村人口，反而成为应用现代农业技术的最大障碍，单位产量迟迟不能提高到现代农业科技早就能达到的水平。数亿小农都处在基本失业状态，每个劳动力每年在土地上劳作的总时间不超过3个月，而且从事的还是最简单的劳动，当然仅能“得食”。劳动创造财富。每年有9个月处于失业状态的农民，能创造什么“财富”？因为农民普遍贫困，农村与城市的反差就日益增大，农村中国就衰败。 中国农民不缺少“自由”，他们缺的是组织 中国农民贫穷的第二个原因是小农强烈的自私性或者反“社会”特性。现代社会是严密组织起来的“社会”，就像交通灯，六亲不认，每个路人都必须服从。在今天的西方，不属于某个社会组织的人，通常被视为“社会垃圾”。只有了解犹如军队一般的西式工厂和公司行号的劳动纪律，才能体味出什么是社会的“现代奴隶”，也才能懂得西方人为什么深情地向往“自由”。与西方2500年的奴隶制加农奴制不同，2500年前的中国农民就是自由独立的，就“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今天的中国农民，最不缺少的就是自由以及强烈的家庭私利观念。如此，也许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把中国的自由小农动员和组织起来。 在传统中国，自由小农靠家族宗法制度来组织，比起西方的社会组织，不仅松散，而且规模小。1840年遭遇组织严密的西方势力，中国社会几乎是“一盘散沙”。组织动员独立自私的小农，解决“一盘散沙”问题，是现代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党做到了，而且是以非常极端的方式——“支部建在连上”，把中国农村组织成准*化的大队、小队。这种西式现代组织手段的有效是不容否认的。大面积的农田改造，耕地面积的大幅度扩大，水利设施的建设和普及，农村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农村道路的修建，饥荒问题的解决，农村人口的大幅增长，人均寿命的提高，乃至一支强大的现代军队，都与之相关。做成这样的农村组织，代价也十分高昂。可以说，准*化的农村组织是鲜血凝成的，付出的代价能与世界上任何一场战争相比。所以，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把中国的自由小农组织起来。 当*党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对农村的严密组织也随之崩溃了。农民回到实行了2500年的自由小农制度，形成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数量最多、平均规模却最“袖珍”的“家庭农场”。将来的史学家会不断争论，中国回归家庭耕作后，究竟是执政党主动放弃了对农村的组织，还是市场机制导致农村组织的自然衰落。无论持何种看法，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执政的官员们越来越懒惰，甚至堕落。这与整个执政系统的状况密切相关。而今国内外的“民主派”引诱执政党进一步懒惰，放弃对农村基层的组织，使其在中国的统治丧失根基。 所谓“官退民进”，给农民自由的思路是小农式的，而且是反现代社会的。中国农民并不缺少“自由”，他们比西方大公司里的雇员要自由得多。问题在于，如果自私自利的小农们不组织起来，就不可能建设和维持农田水利设施，更无法集中修建现代基础设施，比如自来水、电力、通讯、道路，乃至符合现代卫生标准的、有统一上下水的住房。做不到这些，农民就必然贫穷。自私自利的中国小农不可能把自己组织起来，只能依靠强有力的政府来组织。这不仅被中国近代和现代史所证明，而且被改革以来农村公共设施的普遍衰败所证明。同样，没有勤奋为民，特别出色的执政系统，组织动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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