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和民族要实现振兴，除了社会稳定以外，还必须解决好“三位一体”的问题，即内部体制问题、增长方式问题和外部环境问题。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如果不能同时找到一个适合的方式，经济不可能长期稳定快速地发展，或者它虽然发展了，但会走更多的弯路，付出更大的代价。 □要防止和克服一些领导干部在“政绩观”上存在的偏差，如自觉不自觉地更重视任期内经济增长的“量”、形象变化的“快”、对外影响的“大”，而对基础性的工作热情不高、对事关长远的事用心不多、对见效慢的任务关注较少等等，那种在错误发展观的支配下干出的所谓“政绩”，往往是不科学的、只注重眼前发展的。 □在中央强调坚持“科学发展观”之后，同样要坚持科学的改革观。这几年国家及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一些涉及社会和谐稳定的有关企业改革、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房改、医改、车改等改革措施，倾斜性严重，不少改革措施被一些集团利益，被一些人为因素所左右，许多改革方案政策措施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 高代价的增长 火热的夏季，国家统计局在7月16日公布了同样火热的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8773亿元，同比增长9.7%，为1997年以来同期我国经济最高增速。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中国经济向着民族振兴的目标大道上前进并取得快速发展之时，中国发现还要做更多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不在于gdp实现了多少、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而是首先要回答“中国今后选择什么样的、适合国情的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即发展思路的革命问题。lOcalHoST 在不久前浙江省委的一次专题学习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指出，“现在的关键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增长方式，如果不能同时找到一个适合的方式，经济不可能长期稳定快速地发展，或者它虽然发展了，但会走更多的弯路，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过去2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经济取得的成绩(年均gdp增长9.5%)是令全世界瞩目和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但同样付出了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曾付出过的惨重的资源、环境等成本代价。马凯在浙江作报告时指出：“在经济增长方式方面，我国目前还存在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突出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发展隐患。” 在投入方面，按照美国经济学家格鲁特曼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即从每增加1亿元gdp所需要的固定投资来看，我国在“六五”期间是1.8亿元，到了“十五”前三年上升到4.99亿元，也就是说，我国创造1元钱gdp需要的投资竟然接近了5元钱。这足以说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净出口，在我国更多的是靠粗放的投资去拉动的。以浙江省为例，2003年，该省以22%的电力增长、38%的投资增长换来了14%的gdp增长，投入4900亿元，产出9200亿元。浙江省省长吕祖善最近呼吁，浙江再也不能用38%的投资支撑14%的经济增长了。 在能耗方面，以水资源为例，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但农业灌溉用水的利用系数却只有0.4，相当于国外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工业每万元产值的用水量高出了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2003年，我国实现的 gdp，按现行汇率计算为1.4万亿美元，约占全世界gdp的4%，但为此消耗的资源，包括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等，分别约占世界消费量的7.4%、31%、30%、27%、25%和40%，消耗的资源高出世界平均水平很多。 高消耗换来了高增长，也带来了高排放和高污染的问题，现在，中国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出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出10多倍。 不协调的问题则更明显，经济增长的不协调体现在三个短板：一是农业的短板，农业基础薄弱，“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二是服务业的短板，中国现在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32.3%，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6.4%，还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45%，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社会物流总成本比发达国家高出近1倍；三是行业中的短板，中国的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占主导地位，许多关键的、高技术的设备都要依赖进口。除此之外，整个社会的发展也不协调，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指出，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的发展、与人们的收入分配、与就业形势、与人的全面发展、与体制的创新等都存在相对失衡的不协调问题。比如我国的卫生医疗体系，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披露，在191个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中，中国医疗体系健全性方面的排名是144位，而每个中国人的卫生财务负担排名是倒数第四；再比如我国的基尼系数(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一个指标体系)，2000年高达0.417，早已超出了发达国家平均0.338的警戒线，差距在拉大，人民内部矛盾也在上升，从1993年到2003年，因为人民内部矛盾的群体性事件数量，每年按17%的比例在增长。等等，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失衡现象值得警惕。 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一些发达国家现在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发展模式，而我国的能源利用率只有33%，工业用水利用率为55%，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分别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0%、25%和20%。 以上几个问题的集中，最后就体现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低效率问题上来，我国当前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46、德国的1/32，资源产出率和土地利用率也都低于世界水平。 大量的事实证明，从整体上来看，尽管中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明确提出并引导着人口资源的可持续发展，90年代初，也曾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上议事日程，但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尽管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期都经历过，但目前看来，中国却不得不面对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 从眼前来看，2003年，中国经济实现9.1%的增长，但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却明显地呈现出资源短缺、生产资料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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