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作为一名拥有七年党龄的老党员，在工作之余，系统学习了科学发展观的相关理论知识，受益匪浅。我认为，作为一名社区民警，“四个一”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最好落实和实践。

一颗平常心

我理解的所谓平常心就是具有乐观的精神和愉快的心境，成功时不过度兴奋，失败时也不过分忧伤和愁闷，心理健康、心胸豁达。在担任社区民警的道路上，我认为，有“一颗平常心”是干好本职工作的一个先决条件。2005年10月，当我从分局巡警大队调整到**派出所担任毛家桥社区民警时。由于该社区是整个辖区内“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征地拆迁矛盾纠纷多，维稳工作压力大，一不小心就会出现“纰漏”。在工作中，我清醒地认识到社区警务建设与群众利益之间的关系，在处理日常警务工作中，调解事件纠纷中，维护辖区企业、群众利益中，都应该时刻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时刻以一颗平常心去应对和处理。由于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2006年是我所管辖社区矛盾激化最为严重的一年，各类因征地拆迁引发的矛盾、群体性事件、“上访”等频发。面对突如其来的工作压力，我始终以一种平和、负责任、积极主动的心态去应对，积极协调村民、施工方、村委会、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等相关单位和个人，对“钉子户”、“老上访户”等进行苦口婆心地劝解，真心实意帮助他（她）们解决实际困难，使其软化“对抗”心理，最终配合政府工作，终于使矛盾得到有效地控制和解决，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根本保障，社会秩序稳定，经济建设平稳发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坚信，只要有一颗平常心，就会拉近警民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构建和谐的警民关系。LOCAlHost在我的日常工作中，往往要面对各种类型阶层的人，其中有公司的老总，有外资企业的白领，有下岗的工人，有失地的农民，有工地上的管理人员，也有外来务工的农民工等等，我都一视同仁，公平对待。在一次处理中海国际社区工地劳资纠纷的事件中，二十多名三年来没有领到工资的农民工情绪激动，到施工单位办公室大吵大闹，施工方的负责人蛮横地要求警方立即采取行动将这些工人赶走，但我却很冷静地找到相关人员，将情况了解清楚后，没有草率地采取强制措施，而是分别与施工方的负责人以及讨要工资的农民工进行了交流，在交流中农民工的情绪逐渐地平静下来，接着我又针对他们的行为，指明了利害关系，同时又向双方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农民工经过再三权衡之后，接受了建议，最终事态得已和平解决。

一张婆婆嘴

社区警务千头万绪，在工作中，为了和谐警民关系，本着为社区群众做好事、解难事的心态，在社区警务工作中，我始终将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用心倾听群众的诉求，把群众的事当自己的事做。只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很多事情就好办了。因此，我认为社区民警的工作很多时候是“靠嘴”来完成的。在社区管理工作中，往往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麻烦事”，有维护辖区稳定的大事，也有家长里短的小事。但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只要有一件事处理不好，就有可能酿成危害社会稳定的“祸事”。旺旺食品厂一个女职工因为收到同事发的一些暧昧的短消息，惹来丈夫不满，其丈夫甚至还带人冲到食品厂里面将那位发短信的同事打了一顿。当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将他们叫到了一块，首先对那位发短信的同事进行了批评，让他向那俩夫妻道歉，然后又严厉地对那位打人的丈夫进行了治安警告，使他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社会危害性，接着又对他们夫妻俩进行劝慰，使得他们的生活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凭借一张婆婆嘴，化解了一件又一件象这样的“小事”。

一双勤快的腿

自2005年到**派出所担任社区民警以来，从不熟悉到熟悉，历经多少汗水，多少辛酸。在四年多的社区警务工作中，我跑遍了毛家桥社区的每一个角落，走进了社区的每一个单位，访问了社区的每一个居民。把党和政府的温情送进千家万户。我所在的社区，共有八平方公里，有六个行政村，常住人口八千多人，企业二十多家，工地四十多家，应该属于“管得宽”的警察。为了搞好社区工作，我十分注重“预防在先”。只要辖区内新进场一家工地，我总会主动找上门去衔接，首先进行治安防范方面的宣传工作，然后通报治安情况，并宣讲相关法律法规，对每一个工地，我都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几乎是同样的话语，虽然辛苦一点，但使刚进入**区的企业第一时间就感受到了公安机关高效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态度，多少还能增加他们的安全感，我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旺旺食品厂因为工程款问题被承建方带人冲到办公区域，打乱了正常办公秩序，我及时赶到食品厂的办公楼，帮助处理此事件。食品厂的老总是一个台湾人，他十分感慨地说道：“你来得实在是太快了，太及时了，帮我解决了大问题”。

一双灵巧的手

我所在的社区，六个行政村全部都涉及征地拆迁任务，当地部分群众因为对征地拆迁赔偿政策不满，开始串联、上访，甚至举行了游行示威。由于大量矛盾开始凸显，我感到维护辖区稳定的工作压力特别大。同时我也发现，大多数村民都是“跟着起哄”，只要做好“骨干分子”的工作，事情就好办了。于是，我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对“骨干分子”的劝解、态度“软化”上面。2008年4月，前锋村有名的钉子户和老上访户叶乃成因为与附近工地上的民工发生口角被打伤住进了医院，花费了不少医药费用，而对方却拒绝承担相关费用。当我得知这一情况后，连夜赶回派出所，针对叶乃成在当地特殊的影响力，我又及时地赶往医院看望叶乃成，并对叶乃成及其家属进行安慰，可叶的家属当时很激动，竟扬言称，如果派出所不尽快处理好叶乃成被打的事，他们就要把叶乃成抬到市委市政府门口去，而且还要发动村民到工地上去闹事，并称叶乃成被打的事是有预谋、有人指使的。针对他们这一想法，我一方面耐心地替家属分析案情，讲明厉害关系，暂时打消了他们想要借用此事把事情闹大的想法，另一方面积极与施工单位负责人衔接，要求他们按规定赔付相关费用。通过大量工作，我最终替叶乃成追回了医药费用2万多元，不但平息了此次危机，而且改变了叶乃成对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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