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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28日，山西省王家岭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153矿井职员补困在井下，生命安全遭到极大要挟，就在我们为这起矿难事故感到伤心之余，河南伊川国民煤矿又发生瓦斯爆炸。在31号那天，国民煤业有限公司井下21煤工作面回风巷施工进程中瓦斯突出，逆流从负井口涌出，遇火在地面发生爆炸。由于该矿法人代表和主要管理职员逃跑，加上

矿灯房倒塌后将下井职员名单压埋，给确定下井人数带来很大困难。而截止现在统计，已有19人遇难。二十多人被困井下。

矿声震震，矿难就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难以根治的“顽疾”。在之前帮括我个人的很多人都以为只有民营的小煤窑才会出现事故，可是后来才发现一些国有大矿也是事故频频。像这回的王家岭煤矿，就是一个国有控股的煤矿。“安全第一”是煤矿企业的生产理念。可是这些煤矿企业负责人却忽视了这个最最基本的道理，只知道一味寻求所谓的进度，将煤矿工人的生死抛掷在一旁，那末，我们要反思并呼吁，要“不带血的gdp”。可现实是残暴的，但在不改变以gdp考核官员的情况下，要gdp不带血谈何轻易。

客观而言，矿难的频繁出现与政府放松监管和企业在安全方面的技术投入不足等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相对过去，近几年国家对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视程度，和对矿难处理的严厉程度都有大大进步，比如伊川矿难刚发生，该县县长和主管煤炭生产的副县长立马就被免职。wwW.yBask.COm但从矿难发生的频率来看，仿佛并没有减少多少。这里是否是说明，矿难与经济增长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根据一些专家的研究，它们之间的确存在相干性。中青报多年前曾报导过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刘铁民的一项研究，刘通过对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工伤事故死亡人数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率的数据进比较分析后，得出了一个“死亡弹性系数”：当我国gdp增长率大于5%时，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死亡人数指数随之增加2.2%，当gdp增长率超过7%，这类同步增长的趋势更为明显。

这一“死亡弹性系数”说明，工伤事故状态与一个国家产业发展的基础水平、速度和范围等因素密切相干，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政府管理能力的反映。某种意义上，事故与伤亡是产业化进程带来的产物，用马克思的话说，是“自然的惩罚”。

发达国家的产业化进程也可证明这一点。比如，日本的六十年代，在产业就业人口仅仅5000万左右的情况下，每年因工伤事故死亡6000多人，直到70年代后才逐渐好转，现在每年工伤死亡仅1800多人。美国的煤炭生产在二战前，每年事故死亡人数2000人以上，也是七十年代开始好转。我们援用刘的研究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并非要为监管部分在矿难中的失职行为———假设有的话———进行开脱，而只是陈明一种客观事实。对煤矿乃至一切企业的安全生产的监管，都不应当脱离现实。“不脱离”的意思是，该规范的要规范，该严格的要严格;但像目前这类动辄拿官员免职的做法却是值得商议的。

美国处理矿难的做法告知我们，在产业化进程中，健全的法治是从根本上解决安全生产题目的必由之路，而最直接和有效的办法是对企业实施强迫性的执法监视，特别是对风险程度高、事故隐患突出的工作场所进行严格检查，严厉处理。强迫执法对进步企业安全水平，预防事故发生具有无可替换的重要作用。

不过，美国的经验实在不完全合适中国。由于美国的做法是建立在全社会都遵遵法律的基础上的。中国的情况是，有关法规不可谓未几，但大都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也就是说，我们不患于没法，而患于执法不严。执法不严的缘由，除社会普遍弥漫的对法律的不信仰之外，还在于目前政府垄断了对企业安全生产的监管权利。政府固然是监视主体，但当政府垄断监管权利时，其出台的任何防范和应对事故的行政措施，都有可能成为官员以权谋私的寻租工具;并在发生事故后，相互卸责。

所以，真要遏制矿难，一方面是严厉法制，强化执行力;另外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必须破除政府对安全生产监管的权利垄断，将其权利部份还给社会，即赋权于社会组织和个人，能够对企业的安全生产状态提请调查，使他们在安全生产的监视方面，扮演着政府的伙伴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