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在所有犯罪中，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这个特殊性表现在：
首先，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定型。每个人要树立健康的思想，是要具备足够的知识和有益的实践的，这就需要有一定的生活阅历和学习经历。而未成年人恰恰缺少这些，他们远没有脱离单纯和幼稚。由于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关系，他们对这些人生重大问题的知识十分匮乏，处于蒙昧之中。
其次，行为具有极大的模仿性。由于思想不成熟，没有自己做人的准则，因此，未成年人的行为具有从属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可以说，没有一个未成年人犯罪，不是在不良环境、不良交往中酿成的。
第三，人格具有极大的可塑性。正因为犯罪未成年人思想和行为都处于不定型阶段，他们的发展方向有多种可能性。教育得当，他们最终会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而处罚不妥、甚至放弃挽救，就会把他们推向犯罪的深渊，后果是这些人长大后成为社会的渣滓。
正因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犯罪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所以，我们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应当看到，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社会是有一定责任的。从来没有天生的犯罪人，所有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行为，都可以从客观环境中找到原因，尤其是未成年人犯罪。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学校教育没有纰漏，如果我们的社会环境充满着真善美，如果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着健康的生活，那么，未成年人犯罪还会产生吗？某个未成年人犯罪了，都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客观环境在起着负面教育、催化作用。lOcAlhoSt既然他们的堕落社会是有责任的，那么，教育、挽救这些可怜的孩子，便是我们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哪个学校、哪个国家机关、哪个家庭不能自觉地承担起这一责任，如果哪个教师、哪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哪个家长认为犯罪纯粹是这些未成年人的责任，那么，他们不仅是认识的肤浅者，而且是极端的不负责任者。因此，司法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一定要承担好自己的责任。
其次，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逮捕，是刑事诉讼中最强烈的措施，无论对谁，都会感到心灵上极大触动和痛苦，对未成年人更是如此。有过进看守所的经历，将会在一生中留下阴影，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成长负作用很大。对教育挽救他们，会造成新的困难。因此，对犯罪未成年人应当尽量不用羁押的强制措施。能够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就绝对不能逮捕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些未成年人送进看守所，是我们司法机关的一种严重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们应当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
第三，可诉可不诉的，坚决不诉。刑罚，客观上具有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功能。这两个功能哪个是主要的，哪个是次要的，应当根据具体案件和社会背景来分析。严打期间，对那些严重刑事犯罪从重从快处理，一般预防功能相对突出。但是，在任何时候，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我们必须始终把特殊预防摆在首位。为了警示其他未成年人犯罪而对犯罪未成年人处以重刑，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因此，当未成年人犯罪具有法定的、酌定的免除处罚或不需要判处刑罚时，检察机关必须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将这种案子起诉，是教育挽救的败笔。
第四，可判实刑可判缓刑的，坚决判处缓刑。监狱当然是改造人的地方，尤其是我国的劳动改造场所。但是，谁也不能否认，监狱同时又是一个大染缸。这里，是一群不适应社会生活而被强制进行再社会化的社会淘汰者。这里，充满着邪恶的观念和龌龊的生活经验。将可塑性极大的未成年人放到这样的环境中，绝对是在其他办法不能用的情况下，才使用的“下策”。如果，我们能够把犯罪未成年人置于一个更好的改造环境，有更大的教育好的希望，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这样做呢！对能够适用缓刑的未成年人，应当判处缓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