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反腐倡廉形势学好党内法规争做优秀青年干部

一、关于当前反腐倡廉的形势
我们党领导着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既要加快发展富民强国，又要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党中央、国务院始终把反腐倡廉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反腐倡廉新的实践。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确立了正确的反腐倡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而且亲历亲为。1993年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每年都分别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反腐倡廉工作，从大局和实际出发进行决策，并通过中央纪委全会向全党作出部署。国务院每年召开廉政工作会议，部署政府系统的反腐倡廉工作。党中央、国务院坚强有力的领导，保证了反腐倡廉工作始终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平稳健康有序地向前推进。

反腐败工作千头万绪，归结起来就是两件事：一是坚决惩治腐败，二是有效预防腐败。做好这两件事，既要治标，又要治本。治标与治本又是一整套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的系统工作。党的十六大以来，反腐倡廉工作继续向前推进，在继承中发展创新，不断取得新的明显成效。具体表现在八个方面。

一、保持了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的力度。2003和2004这两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34万余人，其中县（处）级干部1.2万余人、厅（局）级干部836人、省（部）级干部34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的有9316人，其中县（处）级干部1318人、厅（局）级干部158人、省（部）级干部16人。（去年底《人民日报》总结了腐败案件的“三多”的新特点： ———落马高官多，“五长”现象值得关注。LocALHost在今年的落马贪官中，厅级以及省部级一把手较多，形成了较为突出的“五长”现象。这“五长”主要是指：秘书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检察长以及法院院长。 2004年被查处的厅级以上秘书长至少有9人，其中重量级人物有原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王道生等。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一份内部材料称：“与交通厅长一职相似，秘书长群体近年来也成为腐败案的高发人群。” 省市一级宣传部长的落马同样引人注目。原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原成都市委宣传部长高勇等今年先后被查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的腐败行为大都发生在早先担任党政一把手期间。专家认为，这些贪官被带“病”提拔，并跻身各地党委决策层，暴露出我们干部选拔工作中的深层缺陷。组织人事领域是近年来腐败的多发地带，“买官卖官”在一些地方泛滥成灾。今年，曾担任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达8年的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因涉嫌受贿950万元被查处，引发了黑龙江的政坛“地震”。原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徐国健，也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双规”。今年至少有5名市级以上检察长被查处，其中原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涉嫌受贿，成为全国第一个被立案审查的在位省级检察长。此外，今年还有来自贵州、江苏的两名省级反贪局长先后“落马”。原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振汉也因涉嫌重大经济问题被“双规”，成为全国第三个被查处的省高院院长。监督者和裁判者的腐败，引发社会对司法公正的强烈关切。 ———受贿案多、案值越来越大。在今年的腐败案件中，受贿案比重持续升高，几乎所有落马高官都涉嫌“受贿”。并且，贪官的受贿金额巨大，动辄几百万元、上千万元甚至超过亿元，这表明贪官占有物质财富的欲望和腐败的冲动依然空前强烈。如11月份被判处死刑的原河北省外贸厅副厅长李友灿，受贿数额达4700多万元。而目前外逃的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涉案金额竟达2亿多元。国家动用重典严惩腐败分子，但一些腐败分子却不收敛疯狂本性，敛财金额不断创造历史新高，显示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 ———窝案、串案多，“集体腐败”特征明显。今年侦查终结的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一案，牵扯出260多名官员。一半以上的绥化县（处）级以上干部卷入其中，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等众多高官也因此被牵出。而对韩桂芝案的顺藤摸瓜，又牵扯出一大批腐败官员，一批省厅级干部已被免职。不久前证监会官员王小石涉嫌受贿被批捕，同样牵出多名腐败官员。）我们党是有6900多万党员的大党，每年受处分的绝对数比较大，但比例只在1.8‰左右。近年来，这个比例是波动的，总的趋势是下降的。这两年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的党员干部，占受党纪政纪处分总数的2.7%，不到全国党员总数的十万分之七，这说明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中央纪委、监察部始终强调严格办案纪律，坚持文明办案和依纪依法办案，坚持惩处违纪违法行为与维护合法权益并重，坚持实事求是，把党员干部在工作中的缺点、失误同以权谋私、搞腐败的行为严格区分开来。近年来我们查核举报失实的信访件有6万多件，为受到错告、诬告的党员干部澄清了是非，主持了公道。

二、切实纠正了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中央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这两年抓的重点纠风项目大部分是中央领导提出来的，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成效。1999年以来，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拖欠补偿费、拆迁补偿和安置不落实、拖欠下岗职工生活费和安置费、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大部分得到解决。治理教育乱收费、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取得新的成效，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有26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全面实行了“一费制”收费办法。公办普通高中招收择校生的“限分数、限钱数、限人数”政策进一步得到落实。高等学校招生“双轨制”收费得到一定遏制。仅2004年一年，通过专项治理，各地共减轻学生负担39亿元。医务人员上交回扣、“红包”、开单提成涉及金额4947万元。通过减免农业税和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等措施，给农民带来446亿元的实惠。涉农负担恶性案件和严重群体性事件大幅度下降。其他纠风专项治理工作也取得了新的进展。有28个省（区、市）实现了所有公路基本无“三乱”。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利用职权发行的工作成效明显，全国共减少向基层和农村发行报刊订阅费用18亿元。整顿统一着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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