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实现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城市化模式。当时的讨论中，亦有发展大中城市、吸收外来人口的观点。农民工问题的凸显似乎为中国城市化道路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中国实现城市化道路绝不可能是单一的模式，而是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在这个多元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已经成为一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主导力量。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从长远来看就是解决中国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
(四)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城市公共管理的客观要求
应当看到，农民工进入城市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为城市公共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其中，农民工犯罪就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赵树凯(2001)研究发现，城市犯罪中的民工成分已显著上升，对城市社会秩序和公共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以北京市为例，外来流动人口中犯罪人数占全市处理犯罪人员总数的比例，1980年占3．41％，1985年占9．28％，l988年占23．3％。北京市从1995年以来发生的刑事案件中，外来人口作案占50％左右，1998年查获的10519起刑事案件中，外来人员有11028名，占62％。上海、广州等地情况也大致如此甚或更为严重。目前，城市公共管理的偏差在于，重视生活层面的治安控制和就业限制，忽视体制层面的社会整合。突出的问题是，各种规定办法出台过频，相互不配套，管理体系内部本身也存在一些不协调，在某些情况下又加剧了原有的冲突。因此，从城市外来人口的公共管理来看，整合的关键是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本身要体现外来人口是“新的市民’’的价值理念，而不是旧体制下的一般意义上的“暂住人口”。LOcALhOST要取得进城农民对于政府管理的认同，最根本的办法是把他们看作城市里的自己人，而非城市里的异己分子。但是，这不能仅仅停留在宣传舆论上，而要有制度化途径，就是应当使外来民工市民化，真正地融入城市社会。农民工的城市公共管理涉及到劳动就业管理、治安管理、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社会保障管理等诸多方面，目前还主要停留在劳动就业和暂住人口管理上，管理主体分割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在管理形式上，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强制式管理，而非公平对待的融入式管理。解决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是解决好企业要设立农民工活动场所，开展多种形式的业余文化活动，丰富农民工的精神生活。”目前，政府要进一步整合管理职能，劳动保障部门和民政部门要密切联合，在解决农民工就业和劳动保障问题的同时，积极接受和吸收农民工参与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当前，我国社区服务的主要内容包括社区就业服务、社区社会保障服务、社区救助服务、社区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社区文化教育体育服务、社区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社区安全服务等方式。笔者认为，社区管理和服务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应阶段性解决，防止出现“蜂窝效应”
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统筹考虑并确立近、中、长期目标及相应的配套政策，避免由于过度短视而留下后遗症。近中期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关键，在于维护农民工的经济权益与安全权益，包括平等就业、劳动报酬、职业安全、教育培训、子女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的问题；长期目标则是确保农民工可以自由选择平等融入城市或者返回农村，公平分享国家发展成果，平等参与民主政治以及在精神文化等方面与流入地居民融为一体。(郑功成、黄黎若莲，2006)同时，政府在制定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具体政策时，要注意防止出现“蜂窝效应”。所谓“蜂窝效应”，就是一旦政策缺口打开而没有限制的话，大批农民工及其子女势必蜂拥到城市中来。因此，要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从宏观层面必须先解决好农村与城市的统筹发展问题。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要设计一定的融入门槛，比如就业上岗关联、职业培训和资格证书等，防止矫枉过正，带来过度城市化等新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