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宪法实施研究/宪法假定/宪法实施论证逻辑/企业之间的关系从“软预算约束”变为“硬预算约束”；在给农民生产自由的同时，农村实行的大包干解除了集体对个体的责任；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打破了城镇职工的“铁饭碗”。随着农村里的村庄和城镇里的单位逐渐剥离社会职能，演变为纯粹的经济机构，村民和职工的生老病死、福利待遇便失去了保障，必须靠个人花钱购买。[34] 从伦理社会向经济社会的转变过程，一方面是中央简政放权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还权于民的过程，所以，可以将“还权于民”理解为现行宪法中公民某些自由权的实现。第二个运动是保护性反向运动，期间是从1990年代末迄今。由于过度的市场化，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到19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触目惊心，包括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和贫富悬殊，这样就需要政府建立一个新的再分配机制，以达到去（过度）市场化的目的，为此，以缩小不平等（包括缩小地区差距与缩小城乡差距）和降低不安全（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养老保险与失业保险）为核心的保护性反向运动应运而生。[35] 从经济社会重返由国家扮演积极角色的社会共同体的过程，一方面是国家权力重新进入经济与社会领域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基于“保护人”之使命关注社会公平实现的过程，所以，可将对公平的关注与实现理解为国家对宪法之中某些公民福利权的兑现。这种情形也足以证明林来梵博士后一个判断缺少充分的依据。从中，我们看到了政治学者对中国宪法实施研究的独特贡献，但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进入研究中国宪法实施的某些学者的视野，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去(其他）“学科化”的一个表现。LOcALHOSt
当然，也必须承认的是，中国宪法的实施具有国家主义取向而非自由主义取向，公民权利的享有不是基于权利自身的正当性而是源于利益的代表性与国家的赋予，公民权利之有无与内容之广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益代表者与保护者立足于整体国家政治经济秩序的判断，于是，公民基于宪法条文之规定所应当提出的个人权利主张往往因为整体秩序的原因而很难或不能提出。如果林来梵博士所谓中国宪法的“窘境”之意在此，我们表示赞同；如果研究中国宪法实施的学者力图弥补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缝隙，我们对这种研究指向也表示支持。然而，在表示赞同与支持之余，我们要追问的是，克服宪法面临的窘境与弥补宪法实施中的裂缝，只靠“宪法法律化”的假定与论题指向的自闭、论证的画地为牢就能奏效吗？回答这一追问，一个可行的研究指向就是再次回归中国历史，探询由哪些因素支持了国家高于个人、整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以便从根节入手去设想可能的出路。在这方面，同代的哲学学者、思想史学者也已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这些成果依然没有为研究中国宪法实施的中国宪法学者所借鉴，此乃我们所谓的去(其他）“学科化”的又一个表现。
支撑中国宪法实施的国家主义或整体主义取向的资源之一是来自秦帝国以来的“反政治的政治”之传统。赵汀阳研究员对“反政治的政治”的发生、核心内涵及其后果做出了透彻分析。由于秦以武力征服了“天下”，从而结束了周时代的天下合作体系，这样帝国政治便发生了内向性转向。[36] 中华帝国放弃了天下体系，也就放弃了世界政治，因此，这种新政治的思维重心不在世界，而在国内，即“安内”。以“安内”为主导的政治思路就将政治聚焦在社会管理层面，而社会管理若达到平静与归顺，就必须专政，即对权力集中的依赖。可单凭至高无上的皇权并不能形成有效的专政，这就需要创造一种只属于并且服从于皇权的治理机制，由此，中华帝国的官僚体制与官僚政治便应运而生。官僚政治是一种独特的政治，其本质是反政治，因此它是对政治的终结，它把政治变成了统治。于是，退化了的政治变成了一种似乎是自动的习惯运动，政治问题被屏蔽了，人们似乎不再思考政治问题，而只需要完成行政工作。政治变成统治的政治意义就在于回避了政治原则性问题，特别是政治合法性、政治责任以及政治理想等等问题。当政治被假定为无问题时，就剩下统治的稳定性和效率等等“技术性”问题了，于是对于帝国的统治来说，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维持统治。这就是反政治，即以统治的问题去替代政治的问题从而否定政治。[37] “反政治的统治”虽然将政治合法性等问题遮蔽起来，但并不意味着不再需要考虑政治合法性等问题，于是帝国就进行了政治合法性的自我生产，即将某种价值观变成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是把某种价值观定义为唯一正当的规范观念，把一家之见提高到天理的位置上，就象自然规律一样不容置疑。虽然意识形态是政治变成统治的一个关键保证，但其直接否认了政治合法性问题，于是，统治的合法性变成了统治意识形态的自我辩护。一种统治以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去证明自己是正当的，即自己说自己是正当的，这是不合法的证明。[38] 政治变成统治，意味着以皇权为代表的大共同体居于了优先与优越的位置，即“大共同体本位”，与此相适应，为了维护“大共同体本位”，帝国必然采取反宗法、抑族权、消解小共同体，使专制皇权能直接延伸到臣民个人而不致受自治团体之阻隔。大共同体的膨胀与小共同体的解体，导致了传统社会存在着大量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丝毫不具有现代性意义。[39] 帝国意识形态的自我生产也在观念上阻止了臣民个人对于自我利益的主张与追求，所可能提出的主张也只有在臣服“大共同体”之秩序与利益的条件之下，才会获得意识形态的支持。可见，“反政治的政治”传统必会坚持整体高于个人、以皇权为代表的“大私”优越于臣民的“小私”与个人的主张服从于“集体”的主张。
赵汀阳研究员认为，直到民国的国民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才恢复了政治意义，政治合法性问题才又突出起来。[40] 之所以发生了这种转折，是因为自晚清民族危机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与宪政等价值观念大量进入中国的知识界与政治界，知识界以此来启蒙与救亡，而政治界则以此为权力提供合法性支持，但在使用这些概念的过程中，一个共同特点是从西方的个人主义向中国式的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转换，致使这些概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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