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企业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担保法》等。如果中国采取目前世界各国大多采取的民商合一的体例，设想在编纂了民法典之后，商法总则与民法总则合一，将具体的商事法作为民商事特别法保留在民法典之外。
中国经济法也是一个庞大的法律部门，共有法律59件，占全部有效法律的25%。就其核心公共经济管理法而言，可以分为综合职能管理法和行业管理法两个部分。综合职能管理法包括宏观调控的各个领域，有《预算法》、《审计法》、《统计法》、《价格法》、《反垄断法》、各类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反洗钱法》、《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产品质量法》、《计量法》、《标准化法》、《企业外部竞争的压力，片面助长了以经济发展、特别是gdp的发展为中心，以至于经济发展以牺牲劳工的权益为代价，以环境污染为代价。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经济法、社会法和环境资源法的发展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事，必须通过国家的强力干预使劳动者的权益得到保护，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条件得到保障，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得以实现，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法治基础。
在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上，中国法律变革明显受到法制建设、特别是司法改革的影响。中国在法治化的进程中强调程序法的作用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强调法治就意味着强调程序，无论是立法、司法还是执法，无论是取得财产、接受处罚还是打击犯罪，尤其是在发生法律争端的情况下，程序对于实体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程序对于行使国家权力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来说，更具有特殊意义。lOCalHOst没有程序，运用国家权力的行为就变得没有约束。在英美曾经用“正当程序”的理论来说明程序对法治的重要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所谓“正当程序”就是法治的同义语。在实体法已经规定了实体权利的分配，谁应该有什么权利、义务和责任时，要取得和实现这些权利，程序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按照这一原理，从某种意义上，如果说中国实体法是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改革成果法律化，那么程序法则是实体权利的确认和保证形式，是法治本身的改革成果。讲法治，就必须讲程序。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严格程序可能带来的弊端，例如，程序的时间限制，可能加快或延缓审理案件的速度，从而影响实体权利的实现；不熟悉程序的当事人在“法言法语”和陌生的程序面前可能不知所措，从而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而且，在是否应该赋予执法者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从而避免规则的僵化，还是应该赋予较少的自由裁量权以避免执法者的个人偏好的影响，在法治改革的导向上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论。因此，近年来人们又重新反思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认为不能舍本逐末，片面强调程序而忽视实体公正，片面强调“只要程序公正，实体则必然公正”。程序不是可以脱离实体、价值无涉的操作流程，程序本身也有是否正当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实体法就会有什么样的程序法。对程序法与实体法关系的这些认识反复，反映了中国司法改革实践的曲折过程，也反映了对法治认识的深化。中国司法改革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也不是单纯按照职业法律人的逻辑，它必然受到中国固有的法律传统、群众的法律意识的影响，必然受到司法为民的理念的指导，因此它的导向也是双向度的，一方面强调法治，强调程序公正，另一方面强调公平正义，强调实体公正，强调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外部形式，是实体公正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和保证；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的内在目标，也是程序公正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在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方面，中国法律变革明显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中国越来越多地参加国际组织、加入国际条约。无论采取直接采纳还是间接转化，中国加入的国际条约都已经变成自己国内法的一部分。那种把国际法与国内法割裂开来，认为它们是两个不相干的独立体系的理论在全球化的时代显然过时了。中国立法过程中借鉴国外法律反映了世界各国立法的普遍潮流，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一些问题具有共同性，因此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处理同类问题的经验。但是否因此能够认为，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甚至认为国家主权已经成为全球化的障碍呢？在西方的理论中，全球化曾经被认为是“非国家化”、“去国家化”，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全球化和去国家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实际上这是一种对全球化的片面理解，一种被全球化的实践不断纠正的误读。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担当着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可替代的角色。尽管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国际组织的作用在日益加强，在某些领域甚至对国家主权起到限制的作用。但是，全球治理的任何一个问题，离开国家的作用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全球治理之所以要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只是为了弥补单纯依靠国家治理的不足，而不是取代国家治理。[38]中国制定有关立法并不是由于国外的规定，或什么普世性的国际潮流，而是中国自己的客观需要，如果不是中国改革开放本身社会关系的新变化，仅仅是国外存在有关立法，根本不可能产生中国的立法动机。如果不借鉴国外立法，中国通过自己的实践摸索，最终也可能制定出类似的法律规定，但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借鉴外国相关法律大大缩短了中国摸索的过程。中国借鉴其他国家立法不是照搬照抄，而是结合自己的国情，作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解释。以法治入宪为例，法治确实不是中国的创造，英国早在1215年的《大宪章》中就确定了王权的有限性原则和社会的法治精神，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和美国联邦宪法正当程序条款也确定了法治原则，但西方法治是与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相联系的。1999年中国宪法修正案法治入宪，不是简单照搬西方国家的法治原则，而是作出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基本社会制度的自己的解释。中国赋予法治社会主义的内涵，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有机联系的整体。因此，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如何处理全球性的普遍潮流与中国国情之间的关系将会始终伴随着中国的法律变革。



注释:
[1]《荀子•成相》，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43页。
[2]参见阿列克谢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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