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社会转型期民主法治尚未定型与成熟，基于公权力的公信力危机，群体性事件面临着定性困惑，由此也注定了其处置的困境所在。我国应当从压力维稳型向改革维稳型解决模式转变，维稳成本向改革成本转移，变被动改革为主动改革。实现相应保障条件成就基础上的宪政体制改革乃是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出路！针对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现实处置，应本着“慎法”精神，在宽容与法理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做到谨慎立法、谨慎执法与谨慎司法，力求避免留下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23/28/19/8_1.html，访问时间2011-4-15。
[13]参见[美]卡尔．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85页。
[14]参见李昌庚：《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民主化与社会稳定的博弈与平衡》，《学习与实践》2009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政治》2009年第7期）。
[15]参见[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
[16]参见[美]ｌ．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孙立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4-34页。
[17]在这样一种社会，尚无法用“公民”来称呼“民众”。相应的，与政府官员不对等的具有等级和“恩赐”色彩的“群众”概念似乎也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消极色彩，无论是否有意识这样认为，但事实如此。
[18]参见顾培东：《试论我国社会中非常规性纠纷的解决机制》，《中国法学》2007年第3期。locALhosT
[19][美]塞缪尔．ｐ．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页。
[20][美]塞缪尔．ｐ．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21]参见[美]塞缪尔．ｐ．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0月版。
[22]参见[美]罗斯科．庞德：《普通法的精神》，唐前宏、廖湘文、高雪原译，夏登峻校，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23]在信访制度设计天然缺陷的情况下，有些学者还在津津乐道如何完善信访制度的伪命题。诸如此类的现象不在少数，理应值得学界反思。
[24]参见冯钢：《转型社会及其治理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101页。
[25]曾庆香、李蔚：《群体性事件：信息传播与政府应对》，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页。
[26]笔者认为，基于国情考量，我国有强调该观点的必要性。当然，这仅是一般意义而言，也有诸多例外。比如具有私权属性的专利权一旦与公共健康等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则要考虑公共利益优先等。
[27]王伟：《试论20世纪50-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艰苦历程》，《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42页。
[28]参见赵克：《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分析及其化解---基于社会运行机制的分析》，《学习与实践》2008年第4期。
[29][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页。
[30]李昌庚：《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民主化与社会稳定的博弈与平衡》，《学习与实践》2009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政治》2009年第7期）。
[31]陈晋胜：《群体性事件研究报告》，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
[32]周向阳：《清代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立法研究》，《求索》2010年第2期。
[33]参见刘霞、向良云：《公共危机治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167页。
[34]参见于建嵘：《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35]虽然在社会转型期，合法性和正当性尚存有困惑，但起码有一个社会公众的基本价值评判。以此作为本章节内容阐述的基础。但问题的根本还在于体制转型，以充分解开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困扰。
[36]如果脱离了特定时期及特定类型的案件，而一味地追求“大调解”及其相应的司法能动主义，则是司法能动主义的误读，也是司法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