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明”的“德”，也会是一般民众所要达到的刑罚目的。但是，国家统治者和一般民众的视角有时也会有相异性，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统治者所要“明”的“德”却并非是一般民众所要达到的刑罚目的，比如某些政治犯，一般民众认为该犯人的行为其实是为民请命、敢为天下先，[29] 而国家统治者则会认为该犯人是罪大恶极、罪不容赦。对国家统治者而言，只有对这样的罪犯处以极刑，才能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又比如某些从外国入侵的军事犯，一般民众认为该犯人是罪恶滔天、杀之尚不足以平民愤，但国家统治者却往往会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而予以赦免。

所以，对一个国家而言，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刑事政策，没有固定的重刑政策，也没有固定的轻缓刑罚的政策，是重是轻，一切以时间地点的变换为条件，一切以统治利益的需要为依归。正因为此，我国历来就有“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30] 的刑事策略，有“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31] 的政策设想，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32] 的说法。《周礼》中也讲到，“大司寇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其中所谓的“三典”就是：“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33] 随着国家形势的变化，刑罚在不断地被调整、改变。对于一个国家来讲，重视国家利益，刑罚的配置以国家利益的取舍为中心，这是必然的。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必要的。

人们的知识体系是相异的，思想是纷呈的。有人认为治国要用重典，有人认为治国要用轻典。之所以有人将西周的“慎罚”刻意地解释为宽缓刑罚，这也不过是解释者在表达自己一种轻典治国的理念和设想。然而，治国之典并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先阵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34] 国家必须灵活地运用刑事政策，应形势的变化而随机应变，该严则严，该宽则宽，宽严适度，宽严相济，才能有效地打击违法犯罪，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最大化国家的统治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周的“慎罚”思想也正是一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思想，它蕴含着历久弥新的刑罚哲学智慧。

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从宽或从严的刑事政策。就当前我国来看，我们既无法用单一的严刑打击犯罪，也无法用单一的宽刑，而是应当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适度，宽严相济，刑罚灵活机动，随机应变。比如当前贫富差距较大，因而财产犯罪发案率必然较高，这些财产犯罪发案率的降低有赖于国家缩小贫富差距，光靠严刑无法取得效果，因此，国家就可以对财产犯罪采取从宽的刑事政策，而不是动辄实行“严打”。又如，当前我国职务犯罪猖獗成灾，刑罚过于轻缓则会无力控制局面，国家即可以对职务犯罪采取从严的刑事政策，加大对职务犯罪的震慑力度。

当前我国正式采取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用以指导刑事司法实践，可以说，这一刑事政策正是对我国西周以来“明德慎罚”刑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体现了我国司法实务界对刑事政策的认识正在走向成熟和深化。

【注释】
[1][26]《尚书·康诰》。
[2]《尚书·多方》。
[3]可参见很多学者的观点，如张晋藩等：《中国刑法史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页；武树臣：《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又如陈淑珍：《周公旦“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法学杂志》1985年第2期，等等。
[4]《左传·昭公二十年》。
[5]《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6]《尚书·康诰》。
[7]以上概括基本上代表了法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可参见武树臣：《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李鸣：《明德礼治天下归心——周公法律思想述评》，载《法律史学研究》2004年刊，第90－91页；蒲坚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229页；等等。
[8]韩春光：《中国传统的“慎刑”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当代法学》2002年第4期。
[9]《周礼·秋官司寇第五·掌戮》。
[10][11][12][15][27]宁汉林：《中国刑法通史（第二分册）》，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8－269页，第259－260页，第270－272页，第352页，第212－213页。
[13]由此，笔者才不把它当作一种刑罚制度。“这种奴隶社会的五刑赎免制度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赎刑。赎刑的执行是以存在确定无疑、已经认定的犯罪事实和确定无疑、已经宣告的刑罚为前提的。而奴隶社会的五刑赎免制度是以模糊不清、尚未认定的犯罪事实和尚未经宣告的刑罚为前提的，它一方面有惩罚疑罪的性质，因而似乎本身就是一种刑罚，即罚金刑：另一方面，它又有替代执行奴隶制五刑的性质，因而又类似于赎刑。所以，奴隶社会的五罚赎免制度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赎刑，它只是具备了赎刑的某些形式，在赎刑发展史上它只具有萌芽的意义”。见张兆凯：《赎刑的废除与理性回归》，《北方法学》2008年第2期。
[14]《尚书·吕刑》。
[16]邱兴隆：《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5页。
[17]见《尚书·泰誓上》、《尚书?泰誓中》和《尚书?泰誓下》。
[18]见《尚书·牧誓》。
[19]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卷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0页。
[20]廖明春：《“慎独”本义新证》，《学术月刊》2004年第8期。
[21]张丰乾：《叩其两端与重其个性——“君子慎其独”的再思考》，载简帛研究网．http://www.bamboosilk.org/，2009年7月12日访问。
[22]冷必元：《刑法的权力运作引论》，湘潭大学2007年刑法学硕士毕业论文。
[23]冷必元：《论犯罪观念的改变和刑罚策略的变更》，《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6期。
[24]《尚书·酒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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