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进事迹报告团上的发言 —马步乡寨下村村主任 周流兴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今天我能站在这里的发言，是乡党委、政府给了我和寨下村支部村委最大的荣誉，是对我工作的鼓励和鞭策，也是对寨下村支部与村委的鼓励和鞭策。我个人所取得的成绩是在上级领导特别是乡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村支部的亲切关怀之下所取得的，离开了乡党委、政府和村支部、村委,我自己必将一事无成。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寨下村感谢乡党委、政府，感谢支持寨下村建设的各级领导和各位朋友。 下面我就把我所经历的工作向大家作个汇报： 我村共有12个村民小组，425户人家，人口1647人，耕地面积781亩，旱地1400亩，是一个多山、少耕地的行政村。 几年前，寨下村与外界联系的就是一条不足3米宽的坑坑洼洼的烂泥马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屋场内车也进不去，就是连买煤球都要肩挑手提。几年前，我们村集体工业经济基本没有，村民非常贫困，靠种田和外出打工谋生。“脚下踩石鼓、口里嚼蕃薯”就是寨下村民的真实写照。 村民们住的地方环境也不好。房屋过度集中，“排对排、串对串”，没有规划，呈现杂乱分布的局面。往往是住房与牛棚相邻，厨房与猪栏相闻。面对上述情况，我们支部和村委没有消极对待，而是积极研究情况，分析问题，找到症结,最终确定了“修路、兴办企业、发展社会公共事业、建设文明新村”的措施，以求改变寨下村整体面貌。 修路何其难！没有资金，需要拆迁农户房屋，还要占用部分农田。村民们意见很大，认为村里要向农户集资。很多农户不是不愿意集资，而是他们连炒菜的油盐钱都很困难。面对现实，我也觉得有点不忍心，虽说人平集资140元，但对有些农户来说已是千艰万难的事。loCAlHOsT可我想到：越是穷就越要先修路，越是前人没做的事越要去开创，与其死路一条，不如先勒紧裤带过紧日子，以换得将来过好日子。我把我的想法告诉给村组干部，一遍一遍地向村民们解释，最终通过全体村组干部的努力，消除了存在干群思想上的顾虑;采取村民集一点，向上级政府争一点，利用政策向县里要一点的方法。于2000年投入72.6万元分二次修通了寨下至泉塘，寨下至银田共3.3公里的水泥路。寨下村从此有了历史上第一条水泥公路。 路修好了，借招商引资的东风，我们在2001年计划新办村里第一个花炮厂。为了减少矛盾，我们村自己出资建厂房，但还是有少数村民不能理解。在征地时，有村民们说:就为了办一个花炮厂，把我们的菜园地都征掉了，住在屋场里连瓜都栽不成一蔸，要我们吃什么，怎么叫人想得通？有一次我去乡里办事，几个村民紧紧把我围住，说是他们是不是移民了，还是本来就不是寨下村民或是他们几个人就矮人一等的低头汉，个别人还口喊手指地说要收掉我的性命等等。我没有把这些事当作一回事，我总在想：自己身为一村之长，不能去跟群众怄气，那样还会激起矛盾，酿成无法收拾的局面。村民们的抱怨也有他们的理由，应该换个角度考虑问题，多解决少数农户的实际困难。想通之后，我耐心地向不理解村里工作的农户解释这样一个道理：办企业不是我或是村里干部在为自己谋取个人利益，而是在为全村人增加就业机会，解决死守几颗泥疙瘩的问题。有了花炮厂还能为每家每户带来一点收入，只要不偷懒去厂里做工，一个人一年下来可赚到三、四千元，较比种田挖土要强好几倍。最终村民们慢慢放弃了原先的想法，积极配合村里的征地工作。花炮厂得以顺利建成，每年为乡村贡献税费5万元，直接为寨下村民带来数十万元的收入，改善了很多人家的生活。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如今可朝九晚五来上班。 为进一步搞活寨下村经济，村里于2003年开办了杨门凹石场。虽说地方事业容易办，其实也难办，电话又不通，资金更是困难。由于心事重重，压力又大，促使我老胃病剧烈发作，几次被缠身的胃病折磨得我留下一口气和一双骨碌碌转的眼睛。剧痛一阵子就过去，我又坚持上户做工作。我老婆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劝我去大医院做检查，撑不下去了就不要硬撑。我总是说：“没事，都是老病了，还要这么金贵自己的身体做什么！”我老婆也拿我没办法，就任由我自己了。直到2003年9月10日，一阵剧烈的痛使我躺了下来，我被送到县人民医院做了一个检查。当我拿到检查单向乡党委政府谢书记汇报后，谢书记果断拍板：一天都不拖了，明天六点出发，乡里派车送你到省城医院作详细检查。一个星期后，结果出来了，医院确定为低分化性线癌。10月9日我进行了手术，胃切除了五分之四。我10月21日就出院了，在家修养10多天，我又回到工作第一线。不到一个月时间，我去乡政府办事，刚进门就被热心的辛乡长看见。他批评我说：“谁叫你上班了，乡党委政府对你的病情很担心，你一定要安心养病。”从来不说谎话的我头一次在辛乡长的面前说：我闲得无聊，出来走走。其实我早就上班了。因为我心里还有一个更大的愿望，那就是修通全村12个组的公路。 说心里话，一个干部要有点作为很难，办点实事更难。村里通往12个组的公路，全长5.5公里，全部要打水泥，需要投资一百多万。当时轰动很大，牵涉到毁损农田，拆迁村民房屋，群众有很大的抵触情绪。有些村民为我扣上了“加重农民负担，为自己捞好处，为自己修路”的帽子，向上反映到乡里、县里，还去了县委郭书记那里。郭书记非常重视，立刻派人来进行了调查，了解了情况。后来这些村民又以村务帐目混乱，大捞小占，胡吃海吞，不成体统为由向县反贪局反映村里的经济情况。反贪局工作人员单独找我到反贪局谈话。与此同时，乡里挂村领导邹书记、王主席对我很担心，也找了我谈话。我很坦率地告诉乡里领导：请党委政府放心。我清醒地认识到：村民们向上反映情况，既是他们的自由，也说明我们的工作肯定有群众不满意的地方，不能把这件事当作坏事，更不能简单地认为告状的村民就是刁民。应该相信法律，因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最尊重事实。经过组织的调查，组织上更明白了我的工作，也在群众面前还了我一个清白。事实澄清后，全村组组通水泥公路工作得以摧枯拉朽的开展起来。但是问题又来了，一百多万资金怎么来？除去市县的拨付和村民集资，当时的缺口达40万，我苦思冥想，打起了我老婆的主意，我老婆与凌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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