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先进事迹报告材料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如果说我和大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现在大家看得见我，而我却看不见大家……可我的心和大家是相通的。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还活跃在联合国的舞台上，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出生在湖南长沙，故乡的山山水水令人难忘。从我家窗户望去就是岳麓山的美丽景色，山路上行人的身影看得清清楚楚，不时传来山脚下湖南艺校唱花鼓戏的声音。

从小我就爱跟父母去爬山，一路走来，爱晚亭、黄兴墓、还有白鹤泉，山上有很多奇花异草，特别是到了杜鹃花盛开的季节，那红红的山花漫山遍野，好看极了。

中学我就读湖南师大附中，那是一所百年名校。当时我是理科实验班的学习委员和英语课代表，还是长沙市业余体校排球队员。有两篇文章对我影响很大。一篇是郭沫若《科学的春天》，另一个是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我的愿望就是将来当一名科学家。1978年我在读高一，正好赶上全国统一高考，因为成绩好，再加上我在长沙市中学生英语、数学竞赛中均进入前三名，学校让我去试一试，我想，试试就试试！没想到一试就考上了郑州大学英语系。那年我15岁。

77级、78级的大学生有个特点，年龄相差很大，有30多岁的，还有像我这样的，其中有兄妹、也有夫妻，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是我国积聚了10年的精英。大家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来到久违的校园，个个都铆足了劲苦读。Www.ybAsk.COm记得当时有一句口号“把失去的十年夺回来”。我们同宿舍有7个人，我睡上铺，可半夜醒来发现下铺还有灯光。原来这位同学头上戴了一顶矿工帽，正在那聚精会神地看书呢。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很多，这种精神感染着我。我从小只知道学习是一种乐趣，到了大学，我才知道学习是一项艰苦的劳动，才懂得了什么叫使命感和紧迫感。开学第一天，美国专家定了一个规矩，大家听了后面面相觑，他说：“no chinese”（不说汉语）。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挺难的。课堂上勉强做得到，课后可就难了，何况我们都是新生，来自全国各地，彼此之间还不太了解，更别说相互见面说英语了。为了约束自己，养成不说汉语的习惯，大家就在房间里放了个存钱罐，谁要是说了汉语就要罚1毛钱。大家都非常自觉，没几天罐子里的钱就满了，大家就出去吃上一顿，渐渐的罐里的钱越来越少，大家的英语水平也越来越高，就连说梦话都在说英语。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和我的同学迈出了外语学习中最关键的一步，实现了用英语思维——质的飞跃。大学四年我不敢懈怠，加倍努力。在学校里我是年纪最小的，也是成绩最好的。毕业论文写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福克纳最后一部小说《掠夺者》，论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及象征手法，美国导师scott pugh博士破例给我打了100分，这是郑州大学英语系有史以来的论文最高分。就这样，我提前毕业，进入青年教师进修班学习，成为英语系二年级精读课教师。

19岁，站在大学二年级的讲台上，台上台下年龄相仿。当时有个规定，工作必须满3年，才让报考研究生，就这样，我22岁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4岁便是这里最年轻的讲师了。教硕士，教博士，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一路走来，阳光灿烂。我从未想过，命运之手会将这一切全部夺走——1992年，我眼前的世界变得朦胧起来。先是上课时读课文读错行，到后来书上的字变得越来越模糊。更可怕的是，视力不行了，视野也变得越来越窄，就像舞台的大幕徐徐向中间合拢……医生把诊断结果悄悄告诉我父亲，父亲一夜白头，医生的诊断是：视神经病变，失明将不可逆转！我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可是，当新办好的国家图书馆的借阅证递到手中，我已经看不清楚自己的像片了，我流泪了。

我想方设法在讲台上坚守，不露声色，不肯倒下。可周末和假期再也不去图书馆，而是在家人的陪伴下，走在求医问药的路上。西医、中医、针灸，就连最痛苦的球后注射，我都尝试过了，可都无济于事。我的视力一天不如一天，对阳光的感觉也越来越迟钝。

终于，一个早晨，我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一片漆黑，当时的那种惊恐我永远难忘。真希望这是个噩梦，可这个梦再也没有醒来，从此我陷入了无边的黑暗。那一年，我29岁。我拥有过29年的光明，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蓝天、白云，绿水、青山，还有父亲的神采，母亲的笑容…… 失明的痛苦难以言表，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中途失明的人，如果大家蒙上眼睛，试着去生活一天，多少会有点体会。可对我来说，这一体验就是整整19年。白天还是黑夜对我都失去了意义。适应黑暗的过程是一种煎熬。多少次，我在心里想啊、盼哪……天，怎么老不亮啊！

随之而来的还有婚姻家庭的破裂，他走了，也带走了心爱的女儿……我感到了做残疾人的艰难，残疾女性更难，而盲人又是残中之残！

一次坐公交车，有人提醒我：“那儿有个座！”我却一动不动，站在原地拼命的想：她说的“那儿”到底是哪儿呢？再想，一个生活中连“这儿”、“那儿”都分不清的人，那她生命的位置又在哪里呢？！

我像变了个人，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见人。熟悉的环境竟变得如此陌生，即便在自己家里也是四处碰壁。多少次，我被半开着的门、桌椅板凳撞得头破血流，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举手投足处处都有危险。一迈腿踢倒了热水瓶，一抬手打碎了茶杯。为了适应我，家里的一切都变了样，原来放在屋子里的家具摆设全都靠了边。

我变得沉默寡言。原来看过的书中人物在脑海中涌现……

我想到了我的父母。他们对我寄予厚望，他们给我起名叫“佳”，是希望我生活得比他们好，做得比他们好。可我，照这样下去，对得起他们吗？

在与黑暗搏弈的日日夜夜，我苦苦思索。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了一段熟悉的旋律。是美国盲人歌星stevie wonde的那首著名的《i just colled to say i love you》！（我打电话给你，是为了说我爱你！）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但今天听起来却有这么强烈的感染力。我想，一个什么都看不见的人，怎么能谱写并唱出如此欢快，风靡全球的

恋曲？我的心被触动了。我想：人这一辈子，路该怎么走，是在孤寂中沉沦，伴着流不尽的眼泪，在别人的同情和怜悯下走完这一生吗？还是在困境中重生。人的一生什么东西可有可无，什么最值宝贵？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但这生命并不完全属于自己，还属于父母，属于爱着我的人和我所爱的人。只要活着，就应该让生命活出尊严，活出力量，活出希望，活出快乐，更活出爱！

我想起了姥姥常念叨的一件事。那是在一个冬天，外面下着雪，大人们上班去了，姥姥发现我煤气中毒，抱着我就冲出家门。姥姥是小脚啊！怀里的我不省人事，被吓坏的姐姐紧紧拽着她衣角，祖孙3人艰难蹒跚在结满冰凌的雪地里。幸亏遇到一位拉板车的师傅，他不由分说，把我们抱上车就向医院方向跑去。送到医院，他又消失在雪地里……医生说，再晚一点，我的命就难保了。40多年过去了，这个不知姓名的救命恩人一直在我心里最神圣的位置，他教会我感恩，教我懂得：每个人都在享受着别人通过付出给自己带来的快乐，对他人的帮助应怀有感激之心。从此我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珍惜亲情，更加珍惜友情。我要用自己的所能回报社会。

我也想到了导师李佩先生。她被誉为“中国应用语言学界第一人”，也是我国“两弹一星”功臣郭永怀先生的夫人。为了建设新中国举家回国。她的丈夫是美国贝尔实验室的著名科学家，也是中科院力学所第一任所长，为我国成功研制“两弹一星”殚精竭虑，献出了生命。在飞机失事的那一瞬间，他和警卫员紧紧拥抱在一起。这是一个将生命至之度外的壮举和抉择，就是这一举动，夹在两人身体之间的绝密资料完好无损，但两人的身体却无法分开，只能合葬。唯一的女儿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一家3口只留下李老师一个人。但是，她还在教学，还在义务为学生补课。我一毕业她就带着我一道去北大芍园参加阅卷工作，为中美联合培养物理博士生的cuspea项目选拔人才。我想：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她？导师崇高信念和人格风范，给我带来巨大勇气和力量。

我别无选择，只有面对现实，选择坚强，从头再来！

我像个孩子，在父母的帮助下，学穿衣、学吃饭、学走路。用盲杖探路，走着走着，竟把自己给绊倒了。用吸管喝饮料，一低头，却戳伤了眼睛。现在大家看着我戴着眼镜，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防止眼睛再受外伤。可我从不戴墨镜，那是因为我还想留驻昨天，留驻和大家交流的目光。我不肯告别阅读，不能看书，我就听书，录音机用坏了一台又一台。不能写字，我就学盲文。可是，30岁的我，盲校不收，只好通过电话向黄加尼老师请教，从 abc摸起。用手指摸来代替眼睛看实在是太难了！就连一个简单的英文单词cabbage，我用手足足摸了一个小时——每个字母c-a-b-b-a-g-e清清楚楚，就是不解其义。一个英语教授竟然不知道“大白菜”这个词！过去的我，可是一目十行啊！

我有一个梦，我还想教书。可是，重返讲台谈何容易。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行路难。一个熟悉的声音对我说：“爸爸给你当拐杖”！就这样，失明19年，6000多个日日夜夜，冬去春来，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臂，坐公交、挤地铁，辗转到教学楼，风雨无阻。有几次在地铁换乘站上车时，由于人多拥挤，一不留神，我一脚踩空，陷进了站台和车箱的空档，腿磕破了一大块。父亲慌忙将我拽起，连声问到：伤着没有？我强忍着疼摇了摇头说：没事，没事……

早上8点，我准时在教室迎接我的学生们。他们哪里知道，为了不迟到，我和父亲不到6点就出门赶路了。我依然写着漂亮的板书，学生们不会知道，我紧贴在黑板上的左手是在悄悄丈量着尺寸。我采用多媒体教学，学生们也不会知道，操作台的触摸屏上被我贴上了一小块一小块的胶布作为记号。新学期上第一堂课时，我总要尽量多提问，学生们更不会知道那是我在用心记住他们的声音。当他们从报纸上电视里得知我的情况时，简直不敢相信……，再次面对我，学生们潸然泪下。在教学评估中，博士生们给我打了98分。他们在留言簿上这样写道：我们无法用恰当的言辞来形容您的风采。您的内涵如此丰富，您的授课如此生动，在获取知识外，我们获得了乐趣和做人的道理……。作家刘恒在报告文学《小杨教书》中写到：“听杨佳老师讲课是一种美的享受……优美的语调，优美的手势，优美的笑容，让平凡的教室洒满了圣洁之光”！

我还想写书。我开始尝试新的电脑语音软件，苦战数月，书一本本地出版了，《研究生英语写作》、《研究生英语阅读》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我的导师李佩先生亲自做序，并称“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令人起敬的著作”。我找回了自信，看到了光明。

新世纪里，我所在的研究生院提出了创建“国际知名、亚洲一流”的发展目标，我又萌生了一个新的念头，我还想读书，而且目标十分明确，要读就读最好的大学，要学就学最新的专业。2000年，我考上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世界排名第一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师从于院长《软实力》一书的作者、全球化理论权威约瑟夫?奈。

哈佛老师上课很活，采用案例教学，而且喜欢借助于图像讲解。记得微观经济学第一堂课，老师一上来就挂了两张图：这是里根时期的经济，这是克林顿时期的经济，大家看了一目了然，可对我来说却是一片茫然，只好课后加班。由于哈佛老师上课从不照本宣科，学生全凭笔记。我用学校提供的一台特殊键盘，每上一门课就按下一个开关键，等身边的同学帮我确认工作键的灯亮了后，我就随着老师的讲课熟练地打起字来。一堂课下来，同学们说，杨佳的笔记就是一篇完整的讲义。

每次课老师布置的阅读量总不下500页，同学们都感觉时间不够用，对我来说，就更不够了。因为我必须先通过扫描仪把资料一页一页扫进电脑，再通过特殊的语音软件把内容读出来。这样一来，时间全没了，只能靠拼速度了。我由原来每分钟听200多个英文单词，提速到每分钟听400个，几乎就是录音机快进时变了调的语速。有人问我哈佛一年苦不苦，累不累？可想而知，读不完的书、做不完的作业、写不完的 paipe，还要参加许许多多的学术活动，我深知机会来之不易，学习到凌晨两三点是常事，甚至通宵达旦，我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一种信念：学成后报效祖国。就这样，我不仅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还超出学校规定，多学了3门课。

在哈佛我追随大师。我发现最具有国际化的肯尼迪学院的权威课程“领导艺术”里，竟然没有我们中国领导人的身影。这不行，卓越的领导人，你们西方国家有，我们中国也有。可是，要让哈佛教授把目光投向

中国绝非易事。因为哈佛着眼于本国总统，更何况任课教师不是别人，正是30岁便入白宫，曾效力于尼克松、福特、里根、克林顿等四位美国总统的哈佛顶尖教授大卫?戈根。我知难而进，我的论文《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被肯尼迪学院定为范文。中国学子凭着对伟人的坚定信念和一腔爱国热情，让伟人的精神超越了时空。戈根教授邀请我为他本学期的最后一堂课做总结发言，并为我赠书题词：“jia, you taught us more”！（佳，你教给了我们更多的东西！）他为我破例打了哈佛的最高分“a+”。哈佛同学把一篇有关我的专访“turning darkness into light”(变黑暗为光明）挂到哈佛校园网上， 一时间“佳，我们的骄傲！”“佳， 我们的榜样！”……网上评论不断。

毕业典礼上，当我从院长约瑟夫?奈手中接过毕业证书时，他对我说：“congratulations jia, you're china's soft power！” （“祝贺你！佳，你是中国的软实力！”）顿时，全场几千名师生自发起立，为我，为哈佛大学建校300多年来第一位获得mpa学位的外国盲人学生鼓掌欢呼。那一刻，我非常激动，感到无比自豪，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人是好样的！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项目负责人捷克博森在致中国有关方面负责人的信中这样写到：“毕业典礼上杨佳赢得了全体师生起立，长时间的为她鼓掌。大家这样做是对她取得巨大成绩的肯定，更是对她所代表的国家的那种美和智慧以及一系列重要思想的肯定……”下面请大家看一段视频。

哈佛学成归来，迎接我的是一个更加开放的光明世界。回国第2天，北京申奥成功，同年我国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研究生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在中国首创了《经济全球化》、《沟通艺术》课程，成功将哈佛mpa课程本土化，受到了同事和学生的欢迎。我的课程被挂到网上，创下了中科院研究生院“空中课堂”点击量第一的纪录；我所讲授的课程被评为“优秀课程”，自己也由“优秀教师”成长为“杰出贡献教师”和中国科学院“创新文化建设先进个人”。

志愿者工作是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在担任奥运会专家顾问期间，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赛会志愿者制定了“np3s”专业服务标准，填补了国内空白；我还担任了《科技助残全球化与标准化》科研项目负责人，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唯一的盲人女性。

2008年我第一次参加两会，就接受了一项光荣任务。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邀请我直播为期两周的“杨佳日记”(yang jia journal)栏目，开创了全国政协委员用英语全程对外宣传两会亲身经历的先河。节目播出后反响强烈，颇受好评，成为cri品牌栏目。残奥会期间，我再次应邀主持 “杨佳日记”专栏，以外国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和角度宣传中国。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认真履职，建言献策。我的建议《怎样做到两个奥运同样精彩？》被有关方面采纳。我还就如何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和10多项涉及维权方面的问题在政协会上呼吁；对节能减排等涉及多领域和政策层面的问题提交了提案。其实，一个人以何种方式获取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运用所学知识服务社会、报效祖国。 2008年10月下旬，我随全国政协团在上海视察，一份急电使我中断行程，立即赶赴纽约竞选“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委员。这是联合国新设的一个人权机构，其使命就是履行残疾人权利公约。到了纽约，我才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这是历史上最为激烈的一次联合国官员竞选，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同志全力以赴。41个缔约国参加投票，有23名候选人。根据公约规定“委员会应当由12名专家组成”。12名委员中，一半任期两年，一半任期四年。公约还规定“委员会成员应以个人身份任职，品德高尚，在本公约所涉领域具有公认的能力和经验”。能否当选？澳大利亚的候选人罗纳德麦考伦教授一个月前就天天在联合国总部进行游说了。我是中国政府提名的候选人，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个人。我活跃在会场内外，用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热情同各缔约国代表问候交谈。11月3日，也就是在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前一天，联合国总部正式开始投票。角逐无声而又激烈，连选三轮，我在第一轮就高票胜出，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紧接着开始抽签，中国又幸运地成为任期四年的国家。

我忘不了，九三学社中央韩启德主席给我发来了贺信，信中说：“担任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既是荣誉也是责任，相信你一定能够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联合国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人权领域斗争尤为激烈。无论是在美国人把持的秘书处还是在委员会中，冷战思维明显存在。2009年2月，我参加了委员会首次会议，感觉处处受到排挤：要求发言，举牌很长时间也不给机会，人家不理不睬；好容易争取到机会，发言的内容又被故意曲解；最让我不能容忍的是，我发现委员会领导层人选中，世界五大洲唯独没有亚洲。议程草案中，关于领导者的选拔方式也明显与国际惯例不符。我像是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据理力争：该委员会口口声声谈人权，世界哪个国家残疾人最多？中国！哪个洲残疾人最多？亚洲！……我的演讲赢得了满堂喝彩，得到委员会两次提名，最终当选为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并且在去年和今年连选连任，成为四位官员中唯一的连任者。这既体现了各国委员对我个人工作的肯定，更彰显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然而，中国的影响力必须靠我们自己去拼搏方可获得。联合国目前存在着将中文边缘化的趋势。去年2月举行的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在最终讨论通过委员会“工作方法和议事规则”时，秘书处突然发难，以联合国经费紧张为由，要求委员会工作语言中取消中文。我决不让步，据理力争，使中文工作语言的地位得以保留。

在刚刚结束的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第十二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在制定陈述国家履约报告时间不得超过30 分钟的规定时，我立即表示反对。我提出，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对中国不合适，中国实行“一国两制”，同时递交3份报告，包括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根据这一特殊情况应该给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