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思维方式与裁判
作者 邓祥国
内容题要：本文认为，判决的正当性体现了公正与效率原则，并兼顾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正当与否是对案件的评判标准，也纠正过去对法官办案以“正确”、“错误”作为评价的观点，判决的正当与否以法官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关系。本文从法官思维方式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和转变的要求进行论述，全文共分四部分，一、正当性与法官思维方式的关系；二、法官思维方式的历史及现状；三、法官思维方式转变的要求；四、结语。
法官在审判实践的职业活动中处理案件所体现出来的思维特点，和它区别于普通人和其它职业的要求，称之为法官的思维方式。表现为法官的意识、观念或态度的自主性，即法官思想上自由，这种理性思维特点是经过专业训练才能获得的，是区别于其他职业内在的质的规定性。（1）法官思维方式的转变，是以时代的发展，一定时期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相适应的，法官思维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它的价值取向、特征是通过判决这种载体表现出来，一份好的判决体现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展示了法官良好的职业素质，娴熟的技巧，高尚的道德和法官的人格魅力。
一、正当性与法官思维方式的关系
公正与效率是法院审判工作的主题，但公正与效率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一味的追求公正，可能导致效率低下，正如“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一味追求效率，也会给案件带来不公正。在公正与效率无法兼顾时，就给法官带来新的问题，在公正与效率间如何取舍？如何寻求公正与效率的最佳平衡点？案件好坏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如何体现案件的公正与效率？笔者认为公正与效率的平衡点和案件的评判标准应是判决的正当性，所谓正当性，在于判决体现了公正与效率原则，具有确定性，援引法律规则正确，符合立法的本意，兼顾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其结果能为公众所接受。LOcALhOST而法官思维方式是指法官依据法律的有关规定，通过一定的形式对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适用作出推断，得出法律结论的过程。判决正当性与法官思维方式有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1、两者都以一定历史时期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相适应，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案件判决的正当以否的评判标准，因不同时期的价值观念和法律的价值取向不同而不一致，古代中国偏重于实体结果，而忽视程序的要求，现代则要求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兼顾。在法官思维方式上，始终以案件判决的评判标准作为审判的出发点和归结点。
2、两者都反映同一时期的司法制度。
判决的正当性，以同一时期的司法制度的体系、结构有很大关系。现代司法制度较之以古代司法制度，其在体制上更能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权益，法官思维方式受司法制度的约束，因司法制度的缺陷与不合理也容易造成判决的不当。
3、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判决正当性是法官思维方式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法官思维方式的偏差也会影响案件的正当性。在现代司法理念下，法律要平等的保护每一位公民，其价值取向是公平与正义，判决要体现公正与效率原则，这是法官思维方式的指向，也是案件正当性的评判标准。
在公众的意识中，法官扮演中立的角色，法官等同于正义的代名词，其原因在于法官是诉讼的主宰人，并于诉讼双方均保持同等的距离关系，形成了诉讼的三角制衡，能够实现司法的公正，体现法律的正义。在我国，作为法官，在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和随依法治国的到来，在思维方式上应加以转变以适用时代的发展。本文就法官思维方式的发展及法官思维方式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转变的要求进行论述。
二、法官思维方式的历史及现状
1、法官思维方式的历史发展
古希腊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审判的对象被限定在对过去行为的评价上，法官的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审判受过去订立的实在法规则的约束，审判对象被限定为已现实发生的具体纠纷的事后解决。（1）中国古代司法制度是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备起来的，它与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具有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中国古代从西周时期开始以礼治国，礼成为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即是治国的根本，又是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礼法互通，以礼为法，礼的观念就是法的观念。汉代以后，开始礼、法结合，但“礼主法辅”，礼的精神渗透于法，形成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的基本脉络，延续至清代。（2）法官的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审判虽然受订立的实在法的规则所约束，但礼的精神渗透于法，法受“仁、孝、礼、义”的道德标准所制约，道德标准高于法律标准，判决难有确定性，法官存在恣意裁判的权力，判决结果与法官的个人好恶有很大的关系，同一行为的不同审判对象会适用不同的审判标准，难有正当性而言，正如“中国古代司法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冤案史”所说。（3）
清末、民国以后，逐渐在人们的心目中有了一点“法治”意识，但因为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政局动荡，军阀割据，战祸连年。法官办案虽然会受一定规则的约束，但基本上是处于混乱状态，唯长官意志为转移，服务于政治和战争的需要。
2、法官思维方式之现状
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司法机关的恢复及70年代末80年代初刑事、民事两大诉讼法的颁行标志着我国司法制度的重新构建，为司法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立法、司法基础。80年代初期在学术界开展了关于法院独立审判等问题的讨论，80年代后期人民法院内部开始了审判方式的改革，90年代后从审判方式改革逐步深入到审判制度的改革，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1999年3月向第九次全国人大代表大会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以司法公正为主线，加大法院改革的力度，积极探索法院体制改革，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党的十六大上确立“依法治国”的方略，全国人大将之载入了宪法，人们在思想观念上逐步认同于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国家的发展遵循法制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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