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食物中吸取的热量一天最好不超过三千卡路里。这就是农业与非农的差别。因此，农业的价值创造极限不会被越推越高，只会原地踏步，或稍有增加。 各国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1820年时，农业占美国gdp的70%，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到1890年该比率降到38%，到去年农业仅占美国gdp的不到2%。中国近来的经历也如此，1978年时农业占中国gdp的41.3%，到前年则只占14.5%。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二百年中，美国农业技术创新也层出不穷，为农业现代化开道。但那些农业现代化的结果虽然使美国农业的产出能力大大增加，但并没从总体上增加对农产品的人均总体需求。相反地

，在其国内需求无法总体增加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只能持续下降，农业占美国gdp的比率越来越低，农业就业也跟着下降到美国总就业人口的2%以下。 在中国，不仅农产品总需求存在上限，可耕种面积也不可能再增，每亩的产量也不是没有止境，“大跃进”时的亩产万斤“卫星”只能是狂妄者的胡话，不会是现实。按著名中国经济史学家帕金斯（dwightperkins）的估算，鱼米之乡江苏每亩大米产量在宋朝时约为326斤，到十九世纪的清朝时约为501斤，到1957年时平均为433斤，也就是在这一千年间每亩产量只增长33%。其它省的农产量经历也大致如此。或许现代农业产量增长得比过去一千年要快（比如，杂交水稻确实使产量升高不少），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任何重新“以农为本”的举措是没有前途的，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更何况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靠农业富起来的。时下流行的一种论点是：“中国有五亿农村劳动力，如果靠工业、制造业来帮他们就业增收，既使把世界所有的制造活都放到中国，那也解决不了五亿农民的就业。而世界劳动力市场又不允许跨国自由流动，中国的这些劳动力无法输出。因此，靠发展工业等非农来解决农民问题是行不通的。”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得出的结论是：还是要靠发展农业来解决农民问题。这种观点之所以似是而非是因为，第一，如上所说，农业发展的前景受到人的生理需求上限的制约，那是客观上被堵住的路，是硬事实。第二，从来就没人说“以工商为本”就意味着所有五亿农民都进入制造业。算一些简单的数字即可让我们看清事情的本质。比如，在3.25亿纯务农的农民中，如果有一亿能进入非农产业，那就可使剩下的2.25亿农民的农业收入增加近50%。那么，这一亿离开农业的劳动力是否都必须进入制造业呢？非也。 以美国为例，从1820至1890年间（工业革命的头半期），美国共净增约5百22万新的工业就业，同期共净增约8百62万新的服务业（第三产业）工作，比率为1比1.65。1890至1998年间，第二和第三产业分别净增1900万和7080万新工作，增比为1比3.72。或许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类似美国在1890年时的状态，那时美国的农业就业占总就业的38%，低于中国今天的49%，但美国那时的工业化程度和交通运输状况远不如今日的中国（比如，那时没有汽车和高速公路、没有航空运输）。基于这些考虑，在中国，也许未来每增加一千万个第二产业工作机会，可同时创造两千万个以上的服务业工作机会（实际这两类工业的工作机会增加比例可以更多，关键是如何通过制度改革为第三产业创造环境）。加上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只有30%左右，几乎为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最低的，因此第三产业的就业潜力最大。还有一种观点是：“如果重点发展工商业，吃饭问题怎么办？粮食安全问题怎么办？”这种观点不是今天才有，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都有，也一直因为这种观点阻碍了中国过去一千年的发展。第一，“以工商为本”并不是说放弃农业。第二，尽管没有太多人这么说，但1998年是划时代意义的一年，那年的非农就业人口第一次超过农业就业人口，加上农业产值也只占全国gdp的约16%，那标志着中国已不再是以农为主的社会，低于一半的就业人从事农业，这是一个分水岭。有意思的是，尽管现在农业就业的比例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但农产品的供应却比任何时候都丰富，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食品种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丰富，营养结构也更健康，还反倒有更多人要减肥了。这些事实恰恰说明，我们传统的一谈“以工商为本”就顿时感觉肚子“咕咕叫”的观念是没有根据的。只要经济制度安排合理，促进市场发挥作用，只要对外开放、通过贸易互通有无，“非农不可”是没必要的担心。 基础教育是永久改变城乡差距之路 要废除不公平的农村征税，废除阻碍农民自由进城就业的户籍制等制度性障碍，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农业与工商业的客观本质差别也是显然的。正因为此，真正改变城乡收入差别的长久办法没有别的，只有由国家补贴、资助农村基础教育，保证九年义务教育，那才能真正降低城乡差。目前，由农村自己征税办教育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因无法交学费而不能念完小学、中学，农村学校设施差，没有起码的图书馆等。国家把更多的财政投向农村教育对中国的未来远比登月和其他政绩工程更为重要。也需要增加针对农村学生的大学奖学金、助学金以及教育贷款。否则，即使允许农民自由进城居住工作，他们又如何能找到与城里人相当的工作呢？ 不能再走老路 过去几年农业收入越来越无增长，而非农收入却按每年近9%的速度在增长，看到这一事实，一些同行们居然认为这说明必须重新重视发展农业，否则农民收入无法增长。这种解读违背起码的经济学常识：按经济学常识，资源应该向收益高的行业配置。在明显看到农业的极限、看到农业收入必然越来越无法增长的大趋势下，怎么还要往死胡同里钻？我们知道继续靠发展非农来解决农民收入与就业问题是会很艰难，但各国的经验表明这至少是可能成功的路。也就是说，差别在于：重新靠发展农业为农民增收是一条死胡同，而另一条路也很难，但至少还是通的。 这些年的经济发展以工商为重，已经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更高的收入，这说明大政策方向是对的。以城镇化水平这一指标为例，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时为17.9%，到1990年成为30.1%，到2002年则有39.1%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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