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的三点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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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自治区管理起来很难,切成三块,不就容易多了吗?我们的西藏,原本就是有三个行政区的,新疆一向也是分疆南疆北。这个建议不是我首先提的,百年来就不断有人提,康梁当年就提过了。省一分,分得多了,每个省都弱了,中央也就强大了。地市级取消,省就直接管县级,每个省可以管40-50个县。市级取消,然后搞乡镇自治,恢复古代郡县制。乡镇这一级管理的钱可以省掉多少?多出个2000亿不希奇。 & nbsp; 第三个建议是取消大多数“条条”。目前条条太多,在60-80个之间,在农业地区,要那么多部门干什么?我曾到山西去过,那里地方有个县设乡镇企业局,乡镇设企业办,我问他们有没有乡镇企业,回答说我们一个也没有。还有一个什么对台办,他们说全县有一个台胞。这种行政管理体制是从秦汉以来逐步形成的中央集权的、多层次的、条块分割的体制,它对于管理一个封闭的、静态的、区域差异甚少的、人口高度不流动的社会是十分有效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毛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需要不断地把地方原有地差异消灭掉,以维持全国的高度统一和地方性事务与中央的高度一致性,这样中央的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以直接插到基层。所以到59年、60年,毛可以从高高的中央规定每一个农民每天吃什么。 20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使我们的民族进入到一个几千年来未遇的全新的、完全陌生的新社会,一个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家庭都必须依赖市场为生的社会,一个必须为了卖出而买进的社会。农民的农副产品如果卖出不足以买进,那么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当作商品出卖。所有的阶层都必须依赖市场进行生活,区域性的差异就开始出现了,全国范围的人口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每年有大约1亿的人口流动于城乡之间。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这样一种经历。东部、中部、西部、南方、北方的差距日益显现并多样化起来。这样以来,中央集权的、多层次性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无法驾驭这些新变化。它不能对某一地方的特殊性做出反应,只能对全国范围的普遍性做出反应。 20年了,我们的条条那么多有其必然性。农民要造房子,占用土地,就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一个土地管理部门来掌管天下非农使用的土地,同时,老的管理部门并没有被吃掉。96年我在瑞金调查,发现他们有一个知青办,3个工作人员。我就问你们这里还有知青吗?回答说没有了。没有了那不是自己管自己?我们的县乡有整整7个农业部门,基本上没事干。所以,这样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导致机构不断膨胀、人员不断增多以及屡减屡增的一个根本原因。要求我们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得以改善,必须加以研究,要总结世界各国的经验来掌管一个变动中的中国。要形成低成本、高效率的、廉洁的和法治的行政管理体制,就我们民族而言,这个问题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如果我们不断地增加条,会导致整个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最终把中国的财富吸干,从而把自身压倒。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中西部地区的农民负担,我们就明白不断加重的原因了。 为了解决不断增加的新情况、新问题,机构不得不扩张;它不知道哪些问题可以由老百姓自己去干,也不去培养老百姓的自我管理的智慧和解决自身问题的力量。这个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它既是一个政治问题,又是一个行政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对我们民族的政治智慧的挑战。如此这般用增加条的办法来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一条要加多少人?这就窒息了我们民族民主化的可能性。我们的民族正面临着一个刚刚开始的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对它缺乏必要的精神准备,那么由此可能带来的混乱、动荡、不慎和判断失误随时都可能出现。这要求我们一代年轻人必须关注我们民族的进程,这关联着我们当下的社会生存。研究要上升到认识我们民族当下的处境和未来的发展的高度,目的是形成一个既发展又稳定的社会,形成一个在发展中社会的各个阶层相对公平地分享好处的社会。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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