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另一类是现有林地中的木本油料林、灌木林和薪炭林5176万公顷，再一类是现有耕地中通过结构调整可成为能源作物生产基地的约万公顷低产田。以上三类“边际性土地”的总面积高达13653万公顷，进行大规模开发利用将会唤醒我国广袤的土地资源，成为广大农村特别是边远地区特色经济的新增长点。尤其是在我国边远的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大规模发展灌木林，有利于扩大植被、改善生态环境，还可促使林业、农业和环境保护相互促进，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此外，在这个产业链中，仅仅能源植物的种植、收集、运输和加工，就会促进运输业、服务业、储藏业、农产品加工业等行业的发展，在全国至少带动上千万劳动力就业。因此，利用“边际性土地”发展生物能源产业，在真正实现“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的同时，能够有力地促进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就业和增收，将在振兴“三农”和建设新农村中发挥巨大作用。

三、加快推进我国生物能源发展

加快我国生物能源发展，需要在充分利用现有生物质资源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和利用新增生物质能源原料，通过基础建设实现资源多元化，通过技术攻关实现成本低廉化，通过体制创

新实现资源配置优化，通过综合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

加强原料基地建设。我国可开发的能源作物很多，但作为发展生物燃料乙醇的专用原料，如甜高粱、甘蔗、木薯等作物育种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这类作物的单产还很低。目前，优良木薯品种单产一般在30吨/公顷，肥水条件好的地块可达45吨/公顷。在木薯种植区，以华南205、201为当家品种，较高的单产也只有19.5—24吨/公顷，平均亩产只有1.3—1.6吨/亩。甜高粱、甘蔗等作物，对土地条件的要求低，对水的利用效率高，并可以直接榨取糖分进行酒精发酵。但是，现在我国甜高粱的单产较低。如果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品种改良提高能源作物的单产，将大幅度增加生物能源的原料供应量。

着力攻克科技难关。优化木质纤维素预处理技术，提供高效代谢戊糖和己糖的发酵菌株，提高纤维素乙醇成熟醪酒度，是世界各国发展生物能源遇到的三大技术难题。只有破解这些难题，才能实现大规模工业生产，才能降低生物燃料各环节的成本。例如，戊糖的利用是影响纤维乙醇综合成本的关键因素。目前，纤维素乙醇成熟醪酒度一般水平为3%—4%，较高水平可达到6%，生产1吨燃料乙醇将消耗30—60吨水，同时产生几乎等量的废液，污水处理难度大。因此，攻克上述技术难题，占领这一领域的科技制高点，是加快发展生物能源的当务之急。国家应设立生物能源专项科研经费，集中优势力量协同开展有关生物能源关键技术的攻关，尽快解决纤维素酶法生物转化等科技难题。

建立和完善市场运作体系。从长远看，发展生物能源产业，根本上取决于市场需求。因此，在起步阶段，我国就应重视体制创新，探索生物质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机制，形成适应生物能源产业运行的市场体系。政府应以市场为导向引导和鼓励发展生物能源经济，加快建立以市场为主形成生物能源产品价格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生物能源原料、生物能源产品、生物能源技术、生物能源服务等市场体系。企业应以市场实际需求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从事生物能源产品的研发、生产和原料基地建设，有效降低成本，着力提高效益，不断增强市场竞争能力。特别是在开发利用边远地区“边际性土地”的过程中，应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积极探索产业化经营道路，使广大农民分享土地开发、扩大就业、环境改善等方面的发展成果，提高他们参与生产的积极性。

加大国家财政扶持力度。生物燃料是与“三农”紧密相关的现代新兴产业，国家加大对生物燃料产业的支持也是对“三农”的支持。鉴于此，国家应该把发展生物燃料乙醇列入支农惠农的政策范畴。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国家可以把生物燃料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纳入财政补贴范围，并作为政策扶持的重点，促进生物能源产业稳定发展，使之成为“三农”发展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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