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把优化环境提到关系望都全局、关系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下大力彻底整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据调查，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沿海各省市和北京、武汉等城市在投资硬环境方面，如交通、能源、通讯设施等已差别不大。因此，在新一轮招商引资的竞争中，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各种地方政策优势逐渐消失后，各地竞争的焦点已转移到投资软环境方面，尤其是信用环境，法制、人才、政府服务等方面的竞争已成为成功招商引资特别是吸引国际一流大企业前来投资的关键因素。而这其中，政府服务又是“重中之重”，是龙头。它贯穿着投资软环境其他的方方面面。政府服务的根本改善，将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而政府服务的改善，说到底是一个效率问题。对政府工作进行全面“提速”，是改善投资环境的题中之义，也是从根本上改善投资环境的内在要求。所以，我们说政府提速是改善投资环境的火车头，那么，政府该如何行为才能“提速”呢？
一、树立服务行政理念：政府提速的前提
为了适应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和入世后新形势的要求，我们必须改变现有的政府行政方式。为此，必须切实转变行政理念，确立管理就是服务的观念。从而真正把“三个代表”的思想落实到日常行政工作中。具体体现在政府各部门的每一个工作人员的精神面貌、工作作风、服务态度等方面。不仅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局面，还要做到“门好进，脸好看，事好办”。每一位政府职员都应充分认识到，政府的根本职能就是服务，要摒弃那种行政就是管理，就是作“老爷”的观念，要学会寓管理于服务之中，通过提供各类优质服务，征得广泛的社会信任和社会合作，并在此基础上求得政府效率的不断提高。正如有的学者提出，政府不仅是一个城市的管理者，发展的规划者，资源的经营者，更是公众服务的提供者。如同老板经营自己的企业一样，其业绩如何，首先取决于他的经营理念。只有在正确的经营理念指导下，辅之以好的思路和恰当的方式方法，他的企业才能不断赢得顾客和市场，从而不断的把自己的蛋糕做大。一个政府亦如此，只有通过向公众（包括企业）提供令人满意的优质服务，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和合作，才可能招来“金凤凰”。反之还可能出现“孔雀东南飞”。
二、加快职能转变：政府提速的关键
实践表明，过去我们的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而该管的没管好。有关这一点，社会各界已达成共识。问题是，在具体的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或因认识不足，或因力度不够，进展似乎缓慢。以致影响了其他。目前，各地都在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在此方面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力度，力争有所突破，有所创新，确保政府精干高效，为投资环境的根本改善开创新局面，发挥其应有的主导作用。在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方面，不能仅满足于清理和减少了多少审批事项，简化了多少审批手续，或搞一个外商投资服务一条街等等，而要真正本着便民利商的原则，从深层次上，从制度上有所创新，以新的制度创建来深化和巩固改革的成果。从制度上保证行政的公开、公正、透明和高效。在此方面，有的地方起步较早，积累了不少经验。如广州市早在1988年就成立了外商投资管理服务中心，实行窗口受理制，按照“一个窗口办事，一个口子收费，一条龙服务”的“三个一”要求，做到集中管理，承诺服务，优质高效，方便外商。近来，内地不少地方也陆续成立了“行政服务中心”，搞“一站式”办公和“一条龙服务”，效果很不错，值得借鉴。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模仿、照搬，更不能因此而又搞形式主义，而要本着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的原则并结合本地实际，搞出自己的特色。与此同时，还应大力发展和规范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政府在职能转变过程中，势必退出一些领域，但退出不等于放任自流。这就要求有一系列健全的社会中介组织来发挥政府和公众（包括企业）间的桥梁作用。现在的问题是，过去由于“全能政府”的存在，社会中介组织未能得到充分发展，或发育不健全，也不规范，无法充分胜任这一职能。如此，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政府（或其部门）借口抱权不放；二是被取消的审批事项无人管或管不好。所以，目前一方面应进一步加深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认识，下大决心、大力气不断地把它推向深入，不能浅尝辄止，不能找任何借口对那些有好处的权力抱着不放。同时还要预防反弹现象、搞形式主义和明权暗不放的“双轨制”现象（据报载，包头市的成立不久的行政服务大厅现已空无一人，成了形式的摆设）。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各类中介组织的发展，以使它们承担起应有的职能，切实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同时应加强监管工作，并积极研究新的管理方法，及时建立后续监管制度。如此，政府才能收到小而强，精干高效。
三、增强政府信誉：政府提速的保证
谈到改善投资环境，往往使人想到交通、通讯等硬件设施，或者是人才、治安等因素。而诚实可靠的信用环境则容易为人所忽视。实际上，信用环境是投资环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考察一个城市投资环境的首要标准之一。有的地方硬件及其它条件并不差，但就是因信用不好而无人问津，相反甚至导致资本外流、厂商外迁。如潮汕地区遭遇信誉重灾就是血淋淋例证。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由于短期利益驱动，认识不足，法制不全等原因，一度出现了严重的信用问题。其间，政府信用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侵蚀，并涉及到其它领域，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投资环境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当前，环境要改善，政府要提速，信用不可不重建。既然政府信用贯穿于政府与公众的整个互动关系中，那么要建立良好的市场制度和经济秩序，重塑良好的信用环境，政府应然也必然承担起主导作用，成为重塑信用环境的火车头。具体应从加强信用意识教育、职能归位、依法行政、政策公开、运作透明、加强监督等方面着手，依靠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来从根本上解决政府信用问题，增强政府的信誉，提高政府的威信，从而进一步增强政府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整合力。一旦一个政府在公众中有较高的威信，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整合功能，其行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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