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针对当前职务犯罪跨地区、跨行业，案情复杂，牵涉面广，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日趋增强以及案件线索来源不均等问题，全市反贪部门应积极致力于在侦查指挥协调机制等方面的重大变革，探索和建立上下联动、横向协作的全市反贪侦查工作大格局。一是建立侦查指挥中心，强化协调、指挥机制；二是施行异地侦查机制；三是形成全市反贪警力统一调配的机制；四是坚持与纪委等职能部门密切协作，强化遏制腐败的协作机制。另一方面，为适应职务犯罪预防的需要，从根源上治理腐败，使我市反腐败斗争形成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良性局面，我们需要建立健全有效的预防工作机制。去年，我市成立了全市“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指导委员会”，进一步推动了全市性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发展。当前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必须突出以下七个环节：一是切实落实领导干部党风廉政责任制；二是加快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的科学管理机制；三是深入加强干部群各种*思想教育；四是全面推行“政务公开”、“企务公开”制度；五是省市工委在国有企业中实行纪检监察委派制；六是在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全面推行会计统派制度；七是结合办案，做好个案预防。打防结合，内外联动，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就能增强预防效果。
２、建议设立相应的刑事犯罪专职预防机构。今年职务犯罪案件大幅下降，尽管有多种原因，但与职务犯罪预防机构的设立并发挥作用是分不开的。受它的启发，我们也可以在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内部设立一个刑事犯罪专职预防机构，或在市综合治理办公室基础上，成立刑事犯罪预防局，并加强和完善相关预防犯罪的配套措施。但应该看到，刑事犯罪的预防和职务犯罪的预防不能照搬其制度和体制，毕竟职务犯罪预防针对国家工作人员，主体单一且人数有限，而刑事犯罪预防却要针对所有的市民，各层面的人都有。这样看来并不是面对刑事犯罪我们无法做任何预防工作。前文所述，无业人员、农民、两劳人员、外来人员是刑事犯罪的主流，我们可以设想将刑事犯罪预防分为四个组，针对四种不同的人员，采取相应的措施分别预防。如无业人员预防组，在掌握无业人员总体情况的基础上，深入到社区乡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文体娱乐活动、帮助其就业等，在物质上、精神上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使他们的“剩余精力”得到合理宣泄，而不致于去犯罪。政法机关原先有一些综合治理的工作，也可以将它纳入到刑事犯罪预防工作中来，这样预防工作有系统性，便于指挥，同时也将有关的业务科、处从多头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搞好业务工作。
３、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估机制，以“三个效果”为依据全面衡量刑案预防工作。长期以来，我们的办案部门将上级部门的考核办法片面理解为仅仅是个数字问题，由此造成凑数字、凑人头、等时间、搞“存货”等等为应付考核而疲于奔命的局面，而对刑事犯罪预防的许多基础性工作如对重点人口的管理等无暇顾及。对于可捕可不捕、可诉可不诉的，检察人员碍于情面，考虑到相互配合，支持侦查机关，还是捕了、诉了。结果付出了案件质量下降，群众不满意的代价。因此，要以科学全面合理的考核办法，引导基层合理分配警力，加大防治工作的力度。对此，市院郑鄂检察长曾经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多次强调办案必须始终注重*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取其一舍其次都是不可能实现“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的。我们的检察工作必须始终坚持把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服务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我们的工作也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
４、转变刑事政策，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防治轻刑犯。对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免予刑事处分等轻刑犯，在目前已占了所有刑事案件的七成以上，这已经表明目前的刑事政策的打击指向偏向了轻刑犯，打击重点不突出，应当加以调整。目前应对青少年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初犯、偶犯，可以与被害人和解的犯罪以及边缘性犯罪实行宽松一点的刑事政策，在公诉阶段大胆地采用不起诉，在审判阶段大量地使用罚金刑来代替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以尽量减少或避免刑罚的负面效应，实现刑法的谦抑价值，减少司法资源的消耗。采用追究刑事责任的手段不是调整社会矛盾的唯一方法，刑法的调整方法必须与经济、行政和道德的调整方法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调节社会矛盾。当前应当建立和完善一整套与刑法相衔接的简易行政处罚制度，采用各种手段预防轻刑犯的产生，避免大量刑事案件拥入司法程序，节约司法资源，缓和社会矛盾。

５、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提高预测水平，为预防提供工作依据。犯罪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环境下，会有不同的变化发展规律。及时分析各时期的犯罪发展规律、准确地预测犯罪的发展趋势，为犯罪预防提供信息，能使预防工作更为主动、更有针对性。当前我市一个突出的矛盾就在于失业问题，无业人员已占犯罪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要采取发展的手段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对无业人员的犯罪预防应综合运用多种配套的手段进行，如加快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率；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帮扶社会弱势群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保护平等竞争；加强基层社会控制力；创造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的机会，减少对无业人员的“感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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