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影响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与其他问题造成的影响不一样，只要非典得到控制，这种形象上的影响就不会那么严重。世界卫生组织一旦宣布这种疾病已经得到控制，那么可能影响我们的出口问题马上就会解决，外资马上也会回来。虽然近期的影响是严重的，但从长远来看，它仅仅是发展中间的一段。况且这种疾病就世界范围来说也是新的，至今还没有研究出彻底解决的办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陈力丹：非典时期的巨大支出，政府已承担了。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分配的作用。政府本身没有钱，把钱花在什么地方，是一个分配用钱的过程。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美国在“9·11”事件之后，有一个红十字会的负责人向全国号召捐血，一下子从全国各地捐来很多血。但最后能派上用场的只是一小部分，绝大部分过期无效了。美国人这就不干了，逼着那个负责人下了台，认为他的行为造成了浪费。那个负责人迫于压力引咎辞职。这个例子说明，政府在分配那笔财政支出时，应该有一个法律进行制约，比如什么时候能启动这笔钱，如何评估该用多少钱，如何保证合理有效地使用。对一件事纯粹从动机出发进行评判是不完善的。


经济学家茅于轼：预防非典的方法很多，隔离疫区（从设立专门非典医院，到封锁一幢楼、一个区，到整个城市）；在公共场所戴口罩（又分在马路上，在商场里，在交通枢纽里等等）；停止会议（又分大型或者中小型，在一切地区或者仅限于疫区，疫区又可分一般或者严重的）；停工停产，或者只要求进厂检查体温等等。


有几十种措施可以采用。显然，每种措施的成本有巨大差别，它们对减少非典传播的效果也极不相同。从经济学来看，我们应该采取成本低而效果大的，不应该花了巨大成本而作用非常有限的那些措施。所以我们不能“不惜一切代价来防止非典传播”，而必须计及成本效果，并由此来选择哪些措施应该优先考虑。


某种措施的成本可以请经济学家来估计，效果则要由防疫专家来估计。现在越来越明确，非典的传染主要是和病人的近距离接触。因此在公共场所戴口罩所起的作用远远没有隔离病人的作用大。医治一个非典病人的费用高达十多万元，绝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现在各地规定不一样，比如有的地方只有下岗工人、城市困难户和农民可以享受非典公费医疗，结果就出现非典病人逃避就诊的情况。而病人逃跑，就把病菌一路散布，造成严重的病情扩散。一个人为了减少自己的负担而造成几十例甚至更多的非典医治成本。


恶性传染病的治疗不只是病人个人的事。他不治疗就会造成更多的传染，而每个被传染的人又会造成更大范围的传染。所以对这一类传染病的治疗应该看成是社会的事。再说，这类传染病的感染也不完全是个人的责任，应该说主要是社会防治不力造成的。所以从责任来看，医疗费用由社会负担也是应该的。


由社会承担个人非典的治疗费用，会不会造成个人有空子可钻，占了公家的便宜呢？对于非典而言，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所以规定治疗非典的医疗费由政府承担是合理而且必要的。为了避免少数富人也享受公费治疗，至少应该允许一般家庭申请公家补助非典的治疗费用。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经过这场非典灾难，很多好的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应该会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的一笔。人们住医院会想到住单人房，公用空调和地暖不再受欢迎。人们的私人空间开始扩大，排队的时候会注意相互之间的距离。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邓伟志：有道是“敌存灭祸，敌去招过”。灾害社会学告诉我们：要辩证地看待灾害。在每一个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人心不齐的会变齐，人品不高的会变高。在这次非典防治中的很多文明的行为，就很值得我们反复回味。像今天这样深受欢迎的公布疫情的做法，今后如何推广开来，扩大人民的知情范围？非典迫使我们精简了不少会议。非典过后，能不能总结非典时期的工作经验，把会议减少到尽可能少的程度？最近公款吃喝就少了。长期以来，几百个文件没能堵住官员的一张嘴，现在一个口罩就堵住了。我们从现在起，是否能开始把从筷子、叉子底下省出的钱，用来弥补非典带来的损失？非典还在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社会交往少了。家庭团聚多了，非典过去以后又会怎么样？关键是一个呼吁和推广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陈力丹：非典过去以后，那些好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完全持续下去，因为有些问题是老毛病了，危机一过还会复发。好的习惯应该从小就教育起，可现在，那些教育别人的人也会有随地吐痰等坏毛病，可以说这已经是中国人的顽症。生活方式的改变，不是靠某种危机的出现。一种好的生活方式不能仅仅依靠一场灾难留给人们的痛苦的记忆去养成，而应该依靠一种强制的长期的法律制约力来完成。光靠自觉是靠不住的。




危机处理机制需要完善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蔡禾：首先，sars是一个医学问题，但是这个过程可以引发出许多反思。也许，我们可以把问题处理得更好一点，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处理上就会造成种种不理想。


从完善处理危机的制度来看，我们要注意的是如何使我们处理危机的措施法制化，所以说在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如何对突发事件分等级，当出现某一级别的事件时，可以采取那些措施。现在，我们对这些都不很明确。这就要求我们以后在处理相类似问题时能够更加有法可依，也让老百姓知道自己的职责。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建立应急机制不能有侥幸心理。确实，灾难不是每时发生的，比如大厦里的火灾报警系统，谁都知道不可能每天都有火灾，但火灾却是随时都可能发生，如果你报警装置完善，那火灾造成的损害就能减弱到最低程度。这是一个比喻，我们的社会应付危机的制度也是如此，预先把人员分工明确，资金到位，一旦出现危情就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害了。有时候这样的社会救助体系平时看不出有什么用，但一到危机时刻就能派上大用场。美国这次也发现了非典，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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