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此外，第16条规定：除本规定第15条规定的情形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在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举出相反证据但都无法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对当事人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衡量。如果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另一方，则可以认为证明力较大的证据支持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人民法院应当依据这一事实作出裁判。如果通过证明力的比较仍无法对争议事实作出认定，争议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审判人员应当依据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作出裁判，由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由此，法官不得以证据不足以反映案件的客观真实而拒绝裁判，而应以现有证据来认定争议事实，不应无限期地调查。
四、莫兆军案与法律的冲突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在民事案件中，根据《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莫兆军所审的借款案中，原告李兆兴举出被告张坤石等四人借款事实并附其欠条，而被告仅做口头驳斥并不能举出证据对自己的主张加以证明，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来看，此时举证责任已转移给被告方，既然被告不能举证理应承担对已不利的法律后果，故依《规定》第76条规定判决被告败诉。法官莫兆军对“借款”案的审理是适度的，恰当的。纵观该民事案件发生的全部过程，被告原本是有很多机会行使救济，如在受胁迫后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于一审判决后上诉、申诉，而其恰恰放弃了自己的权利采取极端的做法从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在“莫兆军案”中，检察机关在两被告服毒身亡后以涉嫌玩忽职守罪起诉莫兆军实质上是把依法应由被告承担的败诉风险转变为法官必须证明案件客观真实的风险。法官在判案中不能查明客观真实就有可能犯玩忽职守罪，如此一来有谁还敢去办案？退言之，法官即使依职权请求公安机关调查（不管法官的中立性），在两被告未服毒身亡的情况下，公安机关未必肯介入，李兆兴亦未必能如实供述。法官在审理民事案件中不可能也无法对涉案的争议事实的客观性进行调查，法官判案应当也只能追求程序上的公正，凭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法审查判断证据，最终对所形成的法律真实作出判决。关于“莫兆军案”的审判虽无结果，但即使判其无罪亦对其人身及名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如果法官依法办案被追究刑事责任，不能不说是中国法律的悲哀。这就使人想到人大代表的人身权利能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特别保护，而法官的合法权益却没有相应的法律来保护，即使法官由于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偏差办错案，还有二审及申诉途径来救济，本案中检察机关指控莫兆军犯有玩忽职守罪的做法事实上是对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一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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