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免太苛刻，但笔者认为这恰好符合《担保法》的法理基础，首先这是保证的法律关系的使然。保证虽是债权人与保证人之间订立的合同，但保证中的法律关系实际涉及三方当事人，即保证人、债权人、债务人，存在三个法律关系，一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二是保证人与债务之间的委托关系；三是保证人与债权人之间的保证关系。其中保证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委托关系是内部性的，仅存在于债务人与保证人之间，债权人不加予过问，也无从知晓他们之间的内部关系。债权人关心的只要保证人为其债权实现做担保就行了。保证的法律关系决定了保证是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以其全部财产担保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应承担代为清偿的责任。保证人之所以愿意为债务人代为履行或承担保证责任，是基于他们之间的内部委托关系，而委托关系的背后是保证人对债务人的资产和信誉有所了解，或他们之间有着某种信任关系。其次这是《担保法》立法宗旨所决定。《担保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了“为促进资金融通和商品流通，保障债权的实现……”保障债权实现，可以说是担保法立法的最直接目的，是市场经济活动中保障债权实现的重要法律制度，担保是交易风险的一种防范，对担保债权的实现能够起到特殊的保障作用，同时担保也为债权人的债权实现提供了有利的救济途径。第三，担保法赋予保证人的追偿权可以有效的救济保证人的权利。《担保法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担保人因无效担保合同向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或者在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内，要求有过错的反担保人分担赔偿责任。担保人可以根据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对债务人或者反担保人另行提起诉讼”。这一规定开了“过错责任仍得追偿的先河”虽然它在理论界有不同的意见，但这一规定把只是具有缔约过错责任的担保人看作代偿责任者，赋予担保人在清偿了债务人的债务后，有权向最终义务人即债务人行使追偿权，恰恰符合公平原则的要求。第四、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债务人不能免责。担保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债权人和保证人，债务人不是担保合同的当事人，当担保合同中存在着保证人受债务人欺诈时，相当于合同当事人受合同以外的第三人欺诈，受第三欺诈的保证人不能免除担保合同责任。
四、保证人过错认定与承担过错赔偿责任的关系。在债务人既欺诈债权人又欺诈保证人的场合，保证人很难免除自己的责任，但是如果过分的加重了保证人的责任，也不利担保制度的健康发展，如何均衡好债权人和保证人的利益，关健是把握好保证人的过错责任，而如何正确认定保证人的过错又是一个难点，这里所称的过错是指保证人在提供担保时，作为一个正常人应当具有的提防、戒备心理的疏忽，而不是指受欺诈本身有过错。笔者认为应结合这两方面的因素来看保证人的过错，一是从保证与主合同成立的关联程度上看，二是从债权人、保证人的警觉性上看。如果保证人的担保促成了主合同的成立，而债权人有理由信赖保证人的资信又没有过错的，保证人缺乏应有警觉性，使本可以发现的事实真相没有发现，即表明保证人的过错程度较高，保证人应当承担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全部损失，如果此时债权人又不主张主合同无效，而保证人主张担保合同无效，且法院也最终认定了担保合同无效的，按照《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保证人的担保对主合同的成立不起促成作用，保证人在提供担保时缺乏应有的警觉有一定的过错，债权人却没有过错的，保证人应当承担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1/2损失。如果保证人对主合同的成立不起促成作用，保证人在提供担保时缺乏应有的警觉，具有一定的过错，但债权人也缺乏应有的警觉有一定的过错，保证人应承担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1/3损失。笔者之所以将担保人过错赔偿责任作上述类型的划分，是因为当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均有受欺诈而无效的原因，在主合同和担保合同都无效的情况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单独处理的方法，《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的是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1/3。那么在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均有受欺诈而无效的原因时，《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不宜作简单的适用，而应当允许法官根据案件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担保对主合同关联性等方面进行自由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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