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职务犯罪行使其强制措施的自由裁量权时，应当严格把握强制措施的条件，体现人权的精神和无罪推定的法法律思想，就应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权衡利弊，作出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决定，防止强制措施的随意性。首先，犯罪嫌疑人作为“人”，他是自由的，无罪的，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不得随意限制、剥夺其自由；其次，强制措施的行使，必须以保证诉讼顺利进行为要件，不是对每一个犯罪嫌疑人都必须行使强制措施，首要考虑的是其不应该受到强制措施的束缚；第三，即使必须要采取强制措施的，检察机关应当根据案件的进程及诉讼的程序，合理的变更强制措施，强制措施不能“终身制”；最后，强制措施的行使应当充分考虑国家、社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权衡利弊，作出最有利的决定。如我院在查办一起受贿窝案时，该国有企业几位负责人都不同程度的收受他人的钱物，但在检察机关找其谈话时不仅交待了侦查机关掌握的犯罪事实，还主动供述了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犯罪事实，并且积极退赃。另外该国有公司在案发当年签订了大量的合同，如将该单位所有负责人员全部采取强制措施，则公司面临全面破产，大量工人岗， 国家损失严重。我院经研究讨论，认为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都已基本交待清楚，同时不会影响诉讼的顺利进行。而且，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会损害国家集体及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我院决定对于上述人员全部取保候审。后上述犯罪嫌疑人不仅能认真悔改，同时为该单位取得相当大的利益，公司营利几千万元，上交国家财税几百万元，通过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用不仅有效控制犯罪，同时为国家获取更大的利益。
3、不起诉制度“法定化”：笔者所指不起诉制度法定化，不是指立法的法定化，而是指司法的法定化，即检察机关在适用法律时的法定化。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而详细的规定了不起诉的条件和程序，但要实践中却没有很好的实施和贯彻。其原因就是在司法实践中不起诉制度并未法定化，上级检察机关甚至还将不起诉作为考核下级检察机关的一个重要指标，将不起诉数额限定于一定的幅度之内，这显然于法不合。笔者认为，绝对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实践中只要出现就必须作出，不能为了所谓的“司法体面”问题而损害犯罪嫌疑人利益和权利；相对不起诉是检察机关自由裁量的范围，我们应该充分运用，为控制职务犯罪服务。具体而言，在查办职务犯罪中，对于那些大要案，彻底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疯狂敛财的犯罪分子，我们仍然要坚持打击为主的方针，从重从快打击犯罪；对于一些罪行显著轻微的职务犯罪者，要坚持“抓大放小”的方针，不作犯罪处理；同样，那些职务犯罪不是特别严重的， 我们应该根据情形，区别对待，死不悔改的，严惩不贻！ 对党、国家和人民重大价值的，且其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的，我们应当本着治病救人的理论，让其戴罪立功，为国家和人民作出其应有的贡献。笔者所指不起诉制度的法定化就是指检察机关在对于一些可能作出相对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应当本着法定的精神，能够作出的就一定作出。不能为了所谓的“指标”而损害国家、人民乃至犯罪嫌疑人的利益。当然，存疑不起诉的作出，检察机关应当把握好一个原则，那就是职务犯罪案件本身不够严重，犯罪嫌疑人有认罪悔罪态度，而对于国家人民将有重大贡献的，能在一定范围内彻底控制职务犯罪现象可能的，只有这样，我们的不起诉制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4、办案制度的“人性化”：办案制度的“人性化”是现代法治的根本要求之一。在我国，刑讯逼供现象虽得到一定的控制，但在一定区域仍然存在，威逼、利诱、欺骗等不正当的取证方法普遍存在，这对于中国走现代法治化的道路是相当危险的。同时，办案制度的人性化还是控制职务犯罪的根本方法之一，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广东珠海试行“人性化办案”的效果来看，该院所查处的职务犯罪中，实现了四个百分之百，再犯罪、上诉、投诉、及无罪判决均为零。由此可见，在办案过程中，采取人性化的措施，不仅能从根本上杜绝刑讯逼供、威逼利诱现象，而且对于职务犯罪控制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因此笔者提出办案制度的“人性化”建议，就是希望检察机关在查处职务犯罪过程中，不仅要走合法取证的道路，而且要尊重当事人的“主体性权利”，尊重其人格。这是中国现代法治化的必然趋势！

五、结语
随着人们对刑事诉讼价值追求的多元化，强调有罪必罚、从而有罪必诉的诉讼观将逐渐让位于把预防主义的刑罚思想以及非刑罚化、轻刑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注重目的性，实现具体正义的诉讼观。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充分体现了社会注重特殊预防和控制的倾向，面对职务犯罪愈加严峻复杂的形式，尤其应当发挥其针对性作用。以上论述，通过考察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对控制职务犯罪的实践价值，探讨其在重新配制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及实现刑罚功能方面的作用，希望能对运用、发展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推进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和法治化进程，给出一些新的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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