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的思维。于是矛盾的斗争性被赋予了绝对的地位，在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中，强调斗争性是同一性的基础，斗争性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永恒的。这就在理论上导致了两个错误，一是对斗争性作了狭隘的理解，把斗争性等同于对立和冲突；二是抹煞了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似乎同一是可有可无的，只是为矛盾的斗争提供场所。改革开放以后，虽然理论界纠正了对辩证法的错误理解，强调了对斗争性不能作狭隘的理解并强调了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单独的斗争性和单独的同一性都不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但对同一性意义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入，没有由此引申出和谐思维的思考方式。这从新矛盾理论的研究中就可见端倪。新矛盾观把矛盾分为极性关系、运演关系和结局关系，认为对立是矛盾的根本属性，这就表明对立、斗争的思维仍然是新矛盾理论的深层构架，在这种构架中，就不会真正有和谐的位置，由此思考问题也不会真正理解提出和谐思维的意义。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转变矛盾的对立、斗争的思维方式，而要从协调、平衡、共处的统一性的视角去观察和处理问题，并以此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这是因为，首先，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和过程的性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完全的阶级社会，这样，我们就不能再用观察阶级社会那样的对立、斗争和矛盾冲突的眼光看待和处理问题，而要以积极的态度、宽容的心情，从矛盾双方的协调、统一去认识问题。如此才能防止矛盾的扩大化，用最小的改革成本去解决问题。另外，尽管当代社会的发展离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个性的和谐发展还有很远的距离，但“以人为本”的理念日益被社会所接受，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被确定为人的全面发展，而人发展的全面性就内在地包含了和谐发展的内容，要求社会机制的协调和平衡，使人能够突破片面性的局限，以和谐、全面的方式来规划行动和生活。其次，当代和平与发展的主流趋势，使合作与双赢成为发展的重要形式。现代化的进程是同技术理性的发展关联在一起的，由此带来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以及人与人的分裂等等人类生存的难题，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和随之而来的冷战局面，促使人们不断反思，使人们日益认识到，对立和对抗、矛盾和冲突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相容共处，协调合作才是正确的选择。由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征服和占有的意识被生态平衡的观念所取代，在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上，对立和斗争被共处和互利所取代。一国两制、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共存等一系列对立面同一的事实证明，在当代，和谐统一的方式也是事物发展的重要途径，这就需要我们发展辩证思维，深入研究协调、平衡在发展中的意义。
和谐思维不是无矛盾的思维，和是指不同事物之和，“和而不同”，即多样性的平衡。只有多样性的平衡才能“和实生物”。这种多样性平衡的现实意义在于，改革的深化涉及到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不同的人和群体在享受改革成果方面必然有所不同，不同利益的矛盾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怎样对待和处理这些矛盾？是用对立、斗争的方式来处理，还是用平衡和协调的办法来处理？和谐思维要求建立博弈平衡的机制，从而能够协调各种利益，使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的成果，达到化解矛盾，政通人和的目的。所以，和谐首先即意味着博弈的平衡和公正。
和谐思维又要求把目标的完满性变为过程的持续性。在以往的理论中，和谐都被理解为理想的终极状态，大同社会或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成为同现实无关的、可望不可及的事情。而对当前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和谐思维方式却不能这样理解，它不仅意味着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更是我们达到目标的方式和过程，它要求确立这样的理论视角：以协调、平衡的方式来推进社会的发展。这就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征服、占有、对立、斗争的思维，而是更多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平衡性的思考方式。而这种思考方式在改革进入矛盾多发期和凸显期的今天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化解矛盾，减轻技术理性带来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对立冲突，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的协调发展。
总之，辩证思维不仅意味着对立和斗争，和谐与平衡也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只有对辩证法理论进行不断的创新，赋予它以时代发展的新内容，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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