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当乡镇官员。是的，农民的文化水平也许不高，他们的某些生活方式也许不文明。但这并不妨碍农民选一个为自己办实事、办好事的人来当官。所以农民具有参与直选的起码的民主素质。何况农民的民主素质只有在民主实践中才能逐步提高，假如不让农民在直接选举中接受民主的洗礼和熏陶，农民的民主素质即使是高的，也会慢慢低下去的，这就是用进废退现象。*党执政之前在自己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里，就实行过直接选举，在她执政半个多世纪后，难道还不相信农民有参与直选的能力吗？
二、组织具有独立性的农会
从1988年至2000年，农村县乡政权的规模增幅普遍达十倍以上，一般地，一个乡镇的工作人员由过去的十几人、二十几人发展到今日的一百多人、二百多人。县乡吃财政饭的人员达3200万。保护农民权益就要减少农民供养的乡镇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所担负的一些工作，就可以移交给农民自治组织——农会。面对复杂的利益矛盾，分散的、彼此隔绝或联系松散的农民的个人的维权行动，往往被忽视与轻视。在以市场为主要导向的未来竞争中，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甚至几代人里，农民无疑都处于劣势地位，无论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信息拥有量，还是其实际拥有的*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可以说都处于绝对劣势，仿佛无足轻重。然而数量非常庞大的中国农民一旦“组织”起来，就会象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要尽早结束几千年中国农民一盘散沙的局面，农民必须有自己稳定的权利和利益代表，在每一个具体的权利和利益面前，和社会、和其他各种利益团体进行平等博弈和谈判。古往今来，中国农民从来不缺乏道德意义上的代言人，比如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但也从来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利益代言人。之所以似乎全社会都在呼吁忽视农民的危险，但似乎也从没有人，或者至少很少人能够及时地实际解决具体的哪怕是微小的农民利益和权利，原因就是还没有哪个政府和社会团体部门能对农民负责，没有哪个社会团体与农民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没有任何组织宣称或直接代表农民参与法律、政策制订，替农民说话办事，以有效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原因就是农民群众在*上还没有组织起来，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自己的“娘家”。全社会都应满腔热情、不带成见地热情扶持农民自己的维权组织，这是保护农民权益的关键一步。农民只有组织起来，他们表达利益要求的声音才会更洪亮，他们的生存景况才会受到更充分的关注，他们的利益诉求才会获得更认真的重视，他们才能与其他利益集团抗衡。历史经验与现实境状启迪我们，保护好农民权益，就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就必须成立农会！许多政府原有的管理经济事物和社会事物的权力，要交还给农民自治组织——农会、各种专业行会、合作经济组织、社会服务社团等。民间组织将越来越在农村社区生活中唱主角。让政府成为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小政府”，把资源集中用于推进现代社会福利体制建设，用于公共道路、社会治安、土地管理、水利管理、公共建筑等社区公共服务。把以前过度集中到县乡政府的权力让渡给农村民间组织——农会，这是继联产承包制之后的重大制度创新，是保护农民利益的一个革命性举措。这样的农会应完全由农民选举产生，对农民负责，受农民监督；这样的农会应独立于官方，不能变成执政党与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这样的农会应独立于其他社会团体，散放着浓郁的山野田园气息；这样的农会应敢于和善于为农民的权益呐喊、抗争。
三、允许农民自由迁徙
现行的二元户籍制度和一些城市不断变本加厉的就业歧视政策，使广大农民陷入结构性、制度性的机会不公状态，阻碍了他们向上流动和发展的空间(比如北京市从1996年起，公布限制外来工的行业和工种，1996年为15个，1997年34个，1998年36个，2000年猛增至103个)。农民工是城市的建设者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可不少人对此有错误的认识，一是认为农民工季节性的流动加重了交通部门的负担。其实交通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交通设施滞后、缺乏适当的引导等因素，而且农民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流动刺激了交通消费，为交通部门增加了运营收入。第二个错误观点是农民工增加了城市容量，与城市下岗职工争夺就业岗位。事实上，农民进城，往往从事的是一些劳动强度大、没有保障的行业，别人不愿意干，而城市生活又离不了，以自身吃苦耐劳的优势参与城市建设，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与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并不矛盾。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因此，必须把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上升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高度来认识，采取各项措施，理解农民、善待农民，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纳入正轨化、组织化轨道，公正、合理地认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
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要修改《宪法》，赋予公民迁徙的自由，允许农民自由迁徙，允许农民自由寻找能增大自身权益的居住地、工作场所和新的机会。废止把农民禁锢在贫瘠土地上的不公平政策，废止歧视、限制农民的户籍制度。第一步可考虑在大城市、沿海发达地区打工多年的农民工。按自愿原则，让这些农民工及其配偶子女把户口从原住地迁入打工地，并给予他们同打工地本地居民完全一样的身份、完全一样的机会。要为迁入城市的农民提供法律援助，要将迁进城市的农民纳入城市社会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使他们老无所忧，真正与城市生活融入一体。要放宽农民自由迁徙的条件，允许农民自由地从乡村迁往城市，允许农民再从城市迁回农村，允许农民在农村不同地区间自由迁进迁出。10亿农民的大流动，这是一幅何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啊！在流动中，生产要素将重新优化配置，利益格局将重新调整，农民潜能将发生新的聚变和裂变……总之，中国社会面貌将发生新的变化，农民的数量将在流动中减少，农民的地位将在流动中上升，农民的利益将在流动中增加。这就是农民自由迁徙的成果。
四、立即调整分配体制
有文献估计，在改革前的1950年－1978年的29年中，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大约取得了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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