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的投资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问题，也已经变得日益突出起来了。
7、农村社会不良现象迅速滋长蔓延、秩序一片混乱。像中西部地区的许多农村，青壮年劳力大量进城打工，留守在家的都是“386160部队”（指妇女、儿童和老人）。加之近年来的乡村组织陷于瘫痪或半瘫痪，致使偷盗、*、卖*嫖娼、拐卖妇女儿童、非法宗教活动、封建迷信等社会不良现象十分猖獗，正气得不到弘扬，歪风邪气畅通无阻，坏人嚣张，好人受气，结果造成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农民群众上访告状事件逐渐增多。这严重地影响到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也直接干扰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长。
8、县乡机构改革进展迟缓、一时还难以理顺。现在，我国县乡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都是清一色的回乡大中专毕业生或者是部队转业青年。这些人是在国家人事计划分配政策指导下，通过正常渠道安插进来的，他们的工资性收入虽然不高，但却享受惯了政府机关无所不包的福利待遇，因此减谁、留谁可不是轻而一举的事情。与此同时，县乡政府机关越是超编人员的关系越复杂，因关系网带来的人情阻力甚至比政策威力还要大。如果说取消农业税只是断了县乡干部的“财路”，那么精简机构和人员就是切断其“后路”，因而推进县乡机构改革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综上所述，我国在现阶段或者说得更具体一些，在县乡机构改革、人员精简和政府职能转变完成前的“阵痛期”，正确处理农村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重点，是集中全力保持社会稳定；而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允许的前提下，关键是如何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这里要求我们一定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与判断，针对大多数省份争相宣布取消农业税的大好局面，千万不要盲目乐观。当务之急是要认真研究和制定出近期内的“农村改革优先序”，一定要把保持整个社会稳定放在各项改革和农村工作的首位，把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现有的机动财力集中起来，全部用于支付县乡机关干部“人头费”和保障政府正常运转的经费。同时，痛下决心适当合并行政村和村民组，在严格核定农民干部编制和总人数的基础上，调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分配办法，将村干部和村民组长的报酬所需资金列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适当提高标准，实行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到县、控制到乡、落实到行政村，设立“村级组织经费专户”，直接用于支付村干部和村民组长的工资性报酬、村级组织办公经费和“五保户”供养，并且保证按月支付、兑现。具体讲，全国目前有70多万个行政村，平均每个村配备5名专职农民干部，总人数为大约350万人，每年人均工资水平为4000～6000元（相当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3倍），政府支出每年估计在140～210亿元之间。加上600多万个村民组长，每年人均补贴金额为500元/人，每年需要大约30亿元左右，上述两项合计为170～240亿元。这对于9亿农民这样庞大的人口群体来说，不管是从经济上算账还是*上算账都是合算的。此外，对离退职村干部应采取“区别对象，划分标准，分步实施，有先有后”的解决方案，逐步落实他们生活待遇的问题。总的看来，我国目前解决13亿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还不大可能，但可优先考虑把离退职村干部纳入“低保”救助对象。至于说国家重点商品粮基地建设和大江大河治理、生态林业工程建设以及农村基础设施等项目，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最起码在最近二三年之内还拿不出更多的财力、精力给予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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