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的就业和流动将趋于规范合理化。一是人均土地面积不足的农户，可以在保留自己的土地承包权的同时，将土地的承包使用权通过土地市场流动，在转让使用权中获取更大的土地增值利润，并通过闲置劳动力的外出打工来增加更多的家庭收入。二是大批外出打工的农民将陆续返乡，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和文化层次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将随着农业比较效益的逐步回升而开始的回流，这也将会改善农村现有劳动力年龄老化、文化层次低、多妇幼老弱的失衡现状，有利于农业生产劳动率的提高和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但同时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那就是因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回流，及要田人数的急剧增加，人地相争的矛盾将凸显出，来并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
二、农业税的取消在使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得到根本好转的同时，因配套政策接盘的不到位，也给当前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隐患。三农问题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中最突出的又是农民负担过重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随着国家进一步加大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投入力度，农村经济发展的环境将会逐步得到改善。特别是今年国家重申，在稳定去年的“两项减免三项补贴”的扶持和发展三农政策的基础上，突出强调要加大对农田水利基本设施、乡村道路建设等有利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方面的投入，这将有利于进一步缓解乡村基层组织在农民减负与农村发展上的矛盾压力。而农业税的全面取消，将使解决农民负担问题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将得到彻底扭转。因为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不仅在农民负担的绝对值上减少了农民负担的数额，而且从政策上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农民和农业的关心和支持，更重要的是从源头上真正解决了农民负担过重的历史痼疾。因为，通过农业税的取消，彻底堵死了借农业税征收而导致的多名堂的农村搭车乱收费。这种搭车收费，不仅名目繁多，而且手段恶劣，为农民所深恶痛绝。一旦有了哪怕是临时性收费的借口，将会被一些乡村干部千方百计的设法固定下来，成为常设收费项目，这就是农民负担长增不减的根本原因。并且，其额度远远高于农业税的正常额度，有的甚至是农业税额度的2-3倍，这才是农民负担居高不下的罪魁祸首。在调查中有人算了一笔账：在农村税费改革前的2001年，一亩田的负担在450元左右，其中正当的农业税是120元左右，而搭车收费的额度超过300元，是正当农业税收的2倍。当然这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合理的收费，是为解决农村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的缺口而进行的合理性筹资。关键是这种搭车收费上的支出比例的严重失调，既加重了农民负担，有损地方政府得威性，又影了响正常的合理性收费。如“一事一议”的推广和实施，在目前情况下就很难落实到位。同是上述的地方，当年超额度征收的300元里，只有30%的费用是用于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而其中的大部分是用于填补税费欠收农户的上缴款，支付村级借款高额利息，各种名目的招待费办公费和庞大村级管理队伍的误工补贴。到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全面落实后，一亩田的负担减到不超过200元，其中农业税80元左右，其他费用仍有110元左右。虽然农民负担2003年与2001年比大幅度下降，但其搭车费用的额度比例，仍高于农业税的征收标准。因此只有彻底取消农业税，才能真正达到农民负担减轻，并不会反弹的目的。
我们在欣喜农业税的取消对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收入增加和农业生产效益提高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由于农村改革实施的过程相关配套政策出台时效上的滞后性，及执行过程中的不规范性和缺乏强制性，导致新旧体制交替中出现体制断层和政策盲点。正是这种断层和盲点，给当前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及农村社会的稳定带来一定的混乱和负面影响。突出表现在：(一)乡村财力将有面临崩溃的危险。虽然这种危险的出现，不是农业税取消的必然结果，但农业税取消诱发了这种危险进程的加快，或者说是加速了这种危险表面化和严峻性。纵观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总体来看，农业经济发展速度滞后于工业经济的发展速度，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上的失衡的局面在建国五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变，是导致农村贫穷和农村经济发展迟缓的主要原因。在农村“一大二公”计划经济年代，农民没有剩余产品的处置权和经济收入的支配权，农村实物分配和经济积累掌握在村集体手中。因此，村级财力相对充裕，财务管理也相对规范，农村公共品供给也基本能满足当时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需要。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初期，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体的农村经营体制和按劳分配的经济体制的实施，虽然改变了“一大二公”的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体系，但通过“三项提留，五项统筹”的方式进行村集体经济的原始积累，还是基本上能保证了乡村正常运转所需的资金。但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由于农民收入增长减缓，甚至出现负增长，致使乡村“三提五统”不能足额到位，而且农户欠交的缺口逐年增大，加之此时的农村有普遍出现了基础建设改扩建和农村产业结构热潮，农村义务教育的普九验收，乡村道路、农用电网等农村基础建设的全面升级，农村饮水工程的全面铺开以及以农业综合开发为主体的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剧增了村级集体资金的投入量。在农村集体收入本来就出现短收的情况下，不切实际的基础建设项目的盲目上马，和少数人为捞取*资本的形象工程和政绩样板的出现，给本来就不足的农村经济积累雪上加霜。为了完成项目建设，乡村一方面通过增加农民负担来筹集资金缺口，另一方面则通过高息借债来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造成了农村财务赤字，导致乡村财力出现危机。而随着三农问题的浮出水面和农村税费改革的实施，取消了农村“三提五统”这个关乎农村集体收入的唯一主要来源，代之以的是农业税附加、农村“一事一议”及国家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来填补三提五统取消后留下的缺口，但由于这三项一是基数小，二是缺乏强制力，三是管理不规范，所以很难全额到位。即使是到了位，对于已出现财政赤字的农村基层组织，也只能是杯水车薪，难以解决根本问题。而农业税取消，在农村新的财政投资体系和行政约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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